首页 -> 2006年第8期
鲁迅作品中对比手法的妙用
作者：黄 勇
通过广泛阅读鲁迅的作品，我发现鲁迅的作品常常运用对比手法来记人叙事，抒情写意，表达主题。这一特点，在鲁迅的小说、杂文、叙事散文中均有表现。
在小说《故乡》中，作者运用了大量的对比手法，来写景状物，展开故事，刻画人物。在作品的开头，作者这样写道：“我冒了严寒，回到相隔二千余里，别了二十余年的故乡去。”这一句话，交待了“我”与故乡之间的空间和时间的距离，为记忆中的故乡与将要看到的眼前的故乡做对比埋下了伏笔。
眼前的故乡是个什么样子呢？作者是这样描绘的：“苍黄的天底下，远近横着几个萧索的荒村，没有一些活气。”在对故乡眼前的破败景象进行了一下粗线条的勾勒之后，作者马上写道：“我所记得的故乡全不如此。我的故乡好得多了。”于是，眼前的故乡与“记得的故乡”，破败的故乡与美丽的故乡，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在景物描写中恰到好处地运用对比手法，为作品的感情色彩定了基调。
小说主要是通过塑造人物形象反映社会生活的，景物描写是为塑造人物形象创造一个环境或背景。在小说《故乡》中，作者刻画了两个栩栩如生的人物形象，闰土和杨二嫂，他们在作者儿时的记忆中，都有十分美好的印象，但经过二十余年的风风雨雨，这两个人物都发生了很大的变化，而这种变化恰恰是运用对比手法表现出来的。
如：在闰土出场之前，“我的脑海里忽然闪出一幅神异的图画来”，少年闰土那充满灵性与活力、聪明与勇敢的形象马上栩栩如生地浮现在“我”的脑海和读者的眼前：深蓝的天空中挂着一轮金黄的圆月，下面是海边的沙地，都种着一望无际的碧绿的西瓜，其间有一个十一二岁的少年，项戴着银圈，手捏一柄钢叉，向一匹猹尽力刺去，那猹却将身一扭，反从他的胯下逃走了。这少年便是闰土。然而，无论从外表、服饰、动作、语言、神态等各个方面中年闰土与少年闰土都形成了强烈的对比，这种对比有着撼人心魄的艺术效果：“他的身材增加了一倍；先前的紫色的圆脸，已经变作灰黄，而且加上了很深的皱纹，眼睛也像他父亲一样，周围肿得通红……那手也不是我所记得的红活圆实的手，却又粗又笨，而且开裂，像是松树皮了。”正如一声“老爷”的称呼使“我似乎打了一个“寒噤”一样，中年闰土与少年闰土的对比也使许多读者打了一个寒颤。
作品中的另一个人物杨二嫂虽然着墨不多，但由于作者运用了对比的手法，使这个人物的性格特点及其变化也刻画得活灵活现：年轻的杨二嫂美丽动人，搽着白粉，嘴唇丰满，颧骨不高，有着“豆腐西施”的美名。她喜欢“终日坐着”，有着闲雅的姿态，豆腐生意特别好。而中老年的杨二嫂却变成了一个年老色衰，不施粉黛，凸颧骨，薄嘴唇的女人。姿态也难看了，“正像一个画图仪器里细脚伶仃的圆规”。也变得爱动了，为了占一点小便宜而“飞也似地跑”。也变得爱说了，说出的话还很尖刻。杨二嫂的这些变化，正是通过对比手法表现出来的。如果说中年闰土与少年闰土的对比有种悲剧的艺术效果，那么，中老年杨二嫂与青年杨二嫂的对比就有一种喜剧的效果。这两种艺术效果本身又形成了一种对比，这种对比使作品在沉闷忧郁的基调中跳动出一串喜剧般轻松的音符。
在鲁迅的杂文中，对比手法运用得十分广泛，因为杂文作为文艺性的论文，往往需要表达作者的观点和思想感情，而对比手法的运用可以使作品观点鲜明，爱憎分明。鲁迅的许多杂文标题中就体现出对比手法的运用，如《天上地下》、《爬和撞》、《华德焚书异同论》、《战士和苍蝇》、《这个与那个》等等。这些标题就直接或间接地表达了作者的观点与感情。
在《战士和苍蝇》这篇只三百多字的杂文中，由于鲁迅恰当地运用对比手法，使作品显得观点明确，语言犀利，感情浓烈，短小精悍。作品的开头引用一句名言，将人的精神之大与体格之大进行对比，说明战士虽有“缺点和创伤”，但他们仍然是“伟大的人”，这是因为战士的精神是“伟大的”。与战士相比，“苍蝇们”虽然发现了死去的战士的缺点和伤痕，并嘬着这些伤痕而自鸣得意，“以为比死了的战士更英雄”。但是，这恰恰证明了“有缺点的战士终竟是战士，完美的苍蝇也终竟不过是苍蝇”。对比手法的运用，使作者的观点得到了形象化的表述，思想感情得到充分表达。
如果说，在鲁迅的杂文中，对比手法的运用显得比较鲜明和直露的话，那么，在他的叙事散文中，对比手法的运用就显得比较委婉和含蓄。例如，在《从百草园到三味书屋》中，作者先用诗一般的语言，描述了百草园的美景和自己幼年时代在园中度过的欢乐时光。在作者的笔下，百草园是儿童的乐园。在这里，有好看的“碧绿的菜畦，光滑的石井栏，高大的皂荚树”，“肥胖的黄蜂”，“轻捷的叫天子”；有好吃的“紫红的桑椹”，“又酸又甜”的覆盆子；有好玩的——找蜈蚣，按斑蝥，拔何首乌，捕鸟雀；有好听的——油蛉的“低唱”，蟋蟀的“弹琴”，长妈妈讲的美女蛇的故事。读到这些，读者会感到神清气爽，情趣盎然。在描述“三味书屋”的景象和生活时，作者的笔调和情绪就显得灰暗、消沉与无奈，这与对百草园的描述形成了一系列的对比。从景物上看，百草园色彩绚烂，生意盎然，三味书屋色调陈旧，毫无生气。从面积上看，百草园是“一个很大的园”，而三味书屋后面的园却很小。从内容上看，百草园中，好吃的、好看的、好听的、好玩的，应有尽有，而三味书屋及后面的园子里，好吃的、好听的没有，好看的不多，最好玩的不过是“捉了苍蝇喂蚂蚁”。从人物上看，百草园的长妈妈虽然不渊博，却能耐心地给孩子讲好听的故事，而三味书屋的老先生虽然是“渊博的宿儒”却连“‘怪哉’这虫是怎么一回事”的问题也不愿回答，并且对学生提这样的问题显得似乎很不高兴。这一系列的对比，表现出百草园与三味书屋的截然不同，把作者的思想感情委婉地表达出来了。
在《藤野先生》这篇叙事散文中，对比手法的运用达到了一种不露痕迹的境界。作品的主人公是藤野先生，是在日本留学期间给“我”留下了深刻印象的一位老师。为了使这个人物性格显得更加独特，作者运用了散文的形散而意不散的表现方法，信笔写了许多人物。有白天在樱花树下闲逛，傍晚学跳舞的“清国留学生”，有“为我的食宿操心”的日本学校的职员，有讥笑藤野先生衣着寒酸的留级学生，有对“我”心存偏见的日本同学。粗看起来，写这些人物都是“闲笔”，与写藤野先生没什么关系。细细揣摩一下，就会发现，这些人物恰恰与藤野先生形成了鲜明的对比。与游手好闲的“清国留学生”相比，藤野先生是一个忙于工作，无暇休闲的人；与仅仅“为我的食宿操心”的日本学校职员相比，藤野先生对“我”学业上的严格要求显得意义更加深远；与那些讥笑藤野先生“寒酸”的留级生相比，藤野先生更显示出一种不修边幅，超然洒脱的学者风度；与那些对“我”有偏见的日本同学相比，藤野先生更显示出一种超越民族偏见的大气。通过如此一连串的“不显山，不露水”的对比，藤野先生的形象，就显得更加丰满，更加丰富，更加可爱，更加令人敬佩。这种委婉、含蓄的对比手法，像一根无形的线，贯穿于全文的始终，对安排结构，展开情节，塑造人物起了很大的作用。
对比手法的巧妙运用，是鲁迅先生的一个绝活。它或隐或显，或浓或淡，或复杂或简单，运用在先生的各种文学作品中，使人们在欣赏之余，常常会拍案叫绝。
黄勇，湖北襄樊学院中文系教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