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论女性写作的疏离感
作者：滕 静
张洁的遭际典型体现了女性写作同主流文学之间存在的冲突。其实类似的冲突在新时期文学乃至整个当代文学中一刻也没有止息，只需简单的回顾一下这样一些事实就足以说明问题了：自50至80年代中期崭露头角的女作家（以小说家为例）大多数都需承受批判或论争的磨难，如陈学昭、宗璞、茹志娟、刘真、杨沫、戴厚英、遇罗锦、张洁、张抗抗、张辛欣、王安忆、刘索拉、残雪等。王安忆的看法或许可以为这一普遍现象提供一个解释：“抑或是由于社会性的原因，抑或更是由于生理性的原因，女人比男人更善于体验自己的心情感受，也更重视自己的心情感受，所以她们的个人已是要比男人们更强……她们天生的从自我出发，去观望人生与世界。自我于她们是第一重要的，是创作的第一人物。这些人物总是改头换面地登场，万变不离其宗。她们淋漓尽致地表达个人的一切，使作品呈现出鲜明而各不相同的世界观、哲学观、情感与风落。”女性概念的质的规定性是女人作为人的主体性，而女性文学概念的质的规定性是女人作为创作主体言说主体在文学中对自己作为人的主体位置的探寻。这是女性这一概念的现代性集中体现在女人基于人的觉醒而改变、超越封建的传统文化对自己的这种强制性命名和塑造。有了这样一个铺垫，进入80年代中后期，相当数量的女作家已经不再受主流文学的左右，残雪、王安忆、铁凝、迟子建、蒋子丹等人的代表作已经难于归入新时期主流文学的线性时间中；如果说方方、池莉、范小青等人的创作后来被批评家划归新写实主义的话，那也不是由于她们追随什么潮流的结果，而是由于她们偏离了主流文学，找到了一种更适合自己的写作方式。徐坤的《女娲》、《出走》、《厨房》，蒋子丹的《桑烟为谁升起》、《绝响》、《等待黄昏》、《贞操游戏》、《从此以后》，铁凝的《玫瑰门》、《对面》、《麦秸垛》、《棉花垛》、《孕妇和牛》，陈染的《破开》、《无处告别》、《私人生活》，林白的《瓶中之水》、《一个人的战争》及近作《说吧，房间》、方方的《暗示》等女性主义文学名篇都是从人性和人的价值的高度探寻女人的生存处境和精神解放的道路的。她们鲜明的作为人的性别意识无论是体现在对父权制男性中心意识的批判还是体现在对女人自身身体的认识对母性和爱的新的认同以及人性的审视，都立足于人性的提升完善和女性的成长与解放这一女性人文理性的价值立场，这也正是女性文学能够超越时代，超越性别，超越时效性和功利性而具有长久的历史和美学价值的原因。
伍尔夫曾把女性写作的疏离感解释为女性在历史上幽闭的境地。她说：“甚至在十九世纪，妇女也几乎仅仅在她的家庭和情感之中生活”，写小说的妇女，“由于她们的性别，而被排除在某些种类的人生经历之外。而人生经历对小说有重大的影响，这是无可争辩的事实”，由于“她们被强行剥夺了在中产阶级的客厅内所能遇到的事情之外的一切经历，对她们而言，关于战争、航海、政治或商业的任何第一手经验，都无从获得”。一般说来，当代中国大陆妇女的生活经验与19世纪英国中产阶级妇女有许多不可比性，当时流行的说法是“时代不同了，男女都一样”，“妇女能顶半边天”，而且大批妇女走向社会，与男人参加各种社会工作也是事实，按说她们不能算是在历史幽闭境地的女性。但实际上，文化并没有因为政权更迭便随即“改朝换代”，千百年来女人需在男权社会里讨生活，在依傍男性中寻求生命归宿的历史，却不是政治和社会变动在一朝一夕所能改变的，所以张爱玲曾不无沮丧的说：“女人……女人一辈子讲的是男人，念的是男人，想的是男人，永远永远。”历史和文化塑造了女人，使她们不仅更看重自我生命寄托的方式——一个必须有所依的情感世界，同时也造就他们疏离主流叙事的写作倾向，使作品比较侧重他们的自我生活体验。承认这种女性的历史和文化境遇，而将依旧传递出亘古以来文化浸染的一段心曲：一个游离于流行趋势，更关乎自己命运的叙事主题。作为一种边缘话语的女性文学，其目的，无非是唤醒女性对自己性别意识的自觉和自省，以在男权话语一统天下的缝隙中求得一线女性话语和权利意识的生机。说到底，无非就是争得一份说话的权利。
滕静，湖北襄樊职业技术学院教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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