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6年第11期

陶渊明不绝俗的人生选择

作者：冯艳萍

　　在追求“高密度”生活的同时，陶渊明以诗人对生活超凡的认识和理解，以诗人特有的心境和敏感，从普普通通的日常生活中发现了不平凡、富有诗意的内容，同时给日常生活染上了其原本没有的色彩，这就是日常生活的诗化。对诗化生活的体验是陶渊明精神升华的另一条重要途径，这种体验使其精神升华到了超世的澄彻恬静的境界。生活的诗化和精神的升华使陶渊明充分感受到极高层次的快乐和满足，而所谓的“高层次”主要表现在这种快乐和满足本身，也是极富诗意的：“众鸟欣有托，吾亦爱吾庐。既耕亦已种，时还读我书。穷巷隔深辙，颇回故人车。欢言酌春酒，摘我园中蔬。微雨从东来，好风与之俱。泛览周王传，流观山海图。俯仰终宇宙，不乐复何如”（《读山海经十三首》）。诗化生活所实现的澄彻恬静和与“高密度”生活相伴随着激情勃发本来是根本不同的两种心境，但在陶渊明那里它们却达到了高度完美的统一，这种统一在任何时代都是人的精神全面深入发展的重要标志。
　　陶渊明对诗化生活的追求是十分积极的，这主要表现在他对田园生活的追求上。“世人皆醉，唯我独醒”的陶渊明一生都在追求着旷达超脱、卓然于世的人生境界，田园躬耕是其必然选择。这种生活既是诗人社会理想有限的寄托，又是诗人主观理想世界的本真之一。在他一系列理想与现实相交织的田园诗人中，我们可以发现大量的有别于农事诗篇的新内容与新创造。他笔下的田园生活是美好的，优美的田园景色，恬淡闲静的生活，自由的人生境界，尽在诗中显现出来。从这里我们看到了儒道理想世界中的那份淳朴至真的上古之风，“悠悠上古，厥初生民。傲然自足，抱朴含真”（《劝农》）。这种独特的发现与感受是由诗人陶渊明追求自然的天性所决定的。几经出仕与弃官的往返，陶渊明终于发现自己的理想境界应该是什么样的，当从“尘网”中回归“自然”时，一切都是那样的平静与宁静，如他自己笔下的“桃源”一般，方宅草屋，绿树掩映，远村近烟，犬吠鸡鸣，在诗人的眼中全无世俗的喧嚣与纷扰，主观思绪倾注于笔端，整个画面显出悠邈、虚淡、静穆、平和的韵味。
　　陶渊明的田园诗不仅以一种独特的目光审视农村自然景色躬耕生活，更以一种新的观念感受体验着田园生活中的人情、人性美，在《和郭主簿》其二中，陶渊明发出了这样的咏叹：“芳菊开林耀,青松冠岩列。怀此贞秀姿,卓为霜下杰”。这里，诗人以芳菊、青松来比喻理想人格，并流露出了对人生知己的渴盼之情，但是诗人对人生知己的理解，不仅仅限于互相推赏的隐逸之士、世外高人、更有那些在纯朴的乡村田园中，因躬耕而结下友情的田野村夫。《归园田居》其二云：“时复墟曲中,披草共来往。相见无杂言,但道桑麻长。”《饮酒》十一云：“故人赏我趣，挈壶相与至。班荆坐松下，数斟已复醉。父老杂乱言，觞酌失行次。”从这种共通的言语、共通的心境中可以看到，诗人把对理想人格的追求，具体落实到呼喝为伴的野老夫身上，在那个时代不能不说是一种超越历史的情怀展示。诗人以对质朴率真人性赞美来对抗虚伪丑恶的世俗社会，而其中的思想感情更是前无古人的。因而，田园诗作有了更新的内容，田园景色的美好与凋敝，诗人与知己间的美好真情，通过陶渊明的田园诗得到生动的反映，充分的显示。在他的诗作中，传统的“劳心者治人，劳力者治于人”的思想遭到了否定，躬耕之苦中蕴涵着陶渊明人生的欢乐。“田园诗之祖”的称号，陶渊明当之无愧！
　　总而言之，围绕陶渊明人生选择和诗风的热烈反响已经持续一千多年了，人们往往在欣赏他优美田园诗文时，不大注意他严重的思想冲突，在赞美他优美的田园诗文时，常常忽略他为了进入这种理想的审美状态而付出的艰苦努力，人们把他看的太飘逸、太轻松了。对于陶渊明来说，这种艰苦与优美、压抑与舒展，激愤与平静的对应，是山之于谷、鱼之于水一样不可分割的。陶渊明在时代和社会允许的范围内充分发展了自己的各个方面。这一人生目标的实现，既仰赖他的精神努力和超越，同时更是其“不绝俗”、积极有效的选择，充实和改造现实现世生活的结果。陶渊明的价值不在于无冲突，而在重重冲突中以高洁的人格热诚执著的追求着美好的理想，从而在脚下开辟出一块奇异的花圃，给后代人留下深长的回味。
　　
　　冯艳萍，山东枣庄八中南校教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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