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6年第12期
慢词发展略论
作者：王晓初
词这种文学样式，约在隋唐之际，即已兴起于民间。继而文人仿作，渐成风气。至五代、北宋，蔚为大观。词的体制、内容，也逐渐完善而丰富起来。
敦煌石室所存曲子词中的《云谣集杂曲子》，是今所知最早的一批初期词作。其产生时间当不晚于唐代，甚或更早。其中除个别可能是文人所作（如《天仙子》二首）外，绝大多数当出自教坊或民间的乐工。从篇幅看，30首中，42—51字有8首；60—65字8首，两者占总数过半。65字以上，90字以下有10首；100字以上的有4首（《倾杯乐》2首，各110字、《内家娇》2首，各104字）。小令、中调、长调（包括音乐节奏体制上的令、引、近、慢）已皆具备，但其中长调仅占十分之一稍多。反映当时慢词一体还仅是端倪初现。
至中唐，文人词作渐多，作品基本上都是小令。到晚唐五代，令词的形式率先在文人创作中成熟起来。这为长调慢词的发展，积累了经验，具有推动的作用。晚唐时代，即已有著名文人创作的慢词长调，如杜牧《八六子》（洞房深）；稍后，花间词人，西蜀李旬《中兴乐》（后庭寂寂），也是接近长调的作品。不过，北宋以前，文人写作的慢词，实属凤毛麟角。
北宋建立后，最高统治者为消除内部威胁，鼓励官僚贵族享乐生活。声色歌舞，浅斟低唱在上层社会蔚然成风。北宋社会经数十年休养生息，承着唐代以来的城市经济进一步繁荣，市民文化出现新的高涨。又《宋史·乐志》载：“宋初循旧制，置教坊，凡四部……由是，四方执艺之精者皆在籍中。”[2]来自民间各方的优秀乐工、演唱艺人都被安置入中央朝庭的专门机构。这样，一方面使唐教坊旧曲（当中就包含唐代的慢曲子）得到整理继承；同时他们也把新兴的民间音调、市民的生活气息和文化趣味带入上层，“因旧曲创新声，转加流丽”[3]。这“新声”中，必也有类似唐教坊曲中的慢曲长调（犹如敦煌曲子词云谣集中所反映的）那样的曲词。所有这些，都刺激着宋词的繁荣。慢词的体式，渐为文人士大夫所注意，便在北宋时代迅速发展并成熟起来。
北宋第一个大量创作慢词的作家，便是柳永。柳永青壮年时代长期过着一种浪荡漂泊的生活。他在封建正统文人的圈子里找不到一席地位，于是以歌妓乐工之类市民人物为知己，并与之密切合作，致力于新词的创作。这使他有充分机会学习、发扬民间慢词的传统，使他成为了把慢词长调由民间乐工歌妓之手引向文人创作领域的一个关键性的人物。其《乐章集》一百九十多首词，绝大多数是慢词长调。除所增新声多为长调外，许多原在民间及教坊属于小令的曲调，在《乐章集》中也都变成了慢词长调。如《浪淘沙》一曲，原为双调五十四字，就被铺展为三迭一百四十四字（三迭的形式也是柳永首先采用，这也正是适应其篇幅内容扩展的结果）。《乐章集》中最长的篇章《戚氏》（晚秋天），达到二百一十一字，次之者，《抛球乐》（晓来天气）也达187字。
从内容上看，敦煌曲子词《云谣集》中的慢词，写女子体貌、才色、青春自怜、儿女情思；晚唐杜牧《八六子》咏汉朝宫妃（班婕妤）失宠冷宫的感伤；西蜀李旬《中兴乐》写女子闺中独居的离情别绪。而柳永慢词则在题材内容上有了极大的拓展。其中有描写帝都的壮丽、城市的繁华，如《望海潮》（东南形胜）、《抛球乐》（晓来天气）；抒写羁旅行役离情别绪，如《雨霖铃》（寒蝉凄切）；描写歌妓生活，如《定风波》（自春来）；写词人与歌妓之间的情意，如《曲玉管》（陇首云飞）；甚至有咏史，如《双声子》（晚天萧索）等等。所有这些篇章当中，又都浸渍了浓厚的市井生活的内容气息。
铺叙手法，民间慢词即已采用。柳永慢词的铺叙则有了更丰富的层次变化。由于尚处慢词发展的前期，柳永慢词从表达结构上看，一般尚较平直，但许多篇章，也能做到平直中又有开合摇曳。如象《雨霖铃》（寒蝉凄切）、《夜半乐》（冻云黯淡）等等，写得首尾一气，而又动荡起伏，不呆板。柳词的语言音调自然，俗中有雅，又善用领字。象《八声甘州》“对”、“渐”、“望”、“叹”诸字的安排运用，自然流转，又使全篇结构更显紧凑。
综合以上诸方面看，柳词在慢词的发展过程中，确是一个里程碑式的飞跃。它在北宋前期改变了小令独盛的格局。叶梦得《避暑录话》称，当时“凡有井水饮处，即能歌柳词”。柳永的慢词，在北宋居开创的地位、奠基的地位。
慢词至苏轼，又发生新的革命性的变化。东坡也大量创作慢词，词集中仅90字以上的长调就不下数十首。《戚氏》（玉龟山）一首达214字；《稍遍》二首，各203字。苏轼继承着柳永在题材内容上的开拓，进一步打破“词为艳科”的樊篱，极大地扩充了词的内容，提高了词的境界。艳情而外，爱国忧民、怀古思今、人生感慨、亲朋情谊、风物人情，乃至神话传说等等，无不可入词。“逸怀浩气，超乎尘垢之外。”[4]其艺术手法和风格多姿多彩。有正面铺叙，也有比兴寄托；既多直抒胸臆，也有即景抒情。有《念奴娇》（大江东去）、《江城子》（老夫聊发）的豪迈雄肆；《水调歌头》（明月几时有）的清旷飘逸；《贺新郎》（乳燕飞华屋）的蕴藉含蓄；《水龙吟》（似花还似非花）的缠绵幽怨等等。在婉约之外，又开出清旷、豪迈的新风格。要言之，苏轼使词跻身与诗歌并驾齐驱的地位。产生空前巨大的影响。在他整个词作的创新变化中，其慢词的创作发挥了最为重要的作用。
但在当时，就有人批评苏轼以诗为词，认为苏词“虽极天下之工，要非本色”。[5]慢词这种体式，才在柳永那里初步定型，苏轼以其浪漫的才情，纵横挥洒，驱使它来表现广阔的生活内容，本来存在相当的难度。其慢词也有不尽协律处，这是很自然的，不能以此作全面的否定。
与苏轼同时的慢词大家还有秦观。秦观吸收了晚唐五代至宋代以来婉约诸家的特长，如“花间”的词藻锤炼，冯、韦、晏、欧的讲究情致，深永隽美；柳永的铺叙摇曳等，善以妥帖流畅的语言、细腻婉转和富于情韵的表达、精致的章法结构，表现凄迷的环境气氛和感伤的情怀，风格凄婉哀怨。他是柳永之后的又一婉约大家。其慢词达到内容与形式高度结合，艺术上变得更精美，更圆熟。如《满庭芳》调的“山林微云”、“碧水惊秋”二首；《梦扬州》（晚云收）；《八六子》（倚危亭）等，就是这样的作品。宋蔡伯世说：“子瞻辞胜乎情，耆卿情胜乎辞，辞情相称者，惟少游一人而已。”[6]慢词在秦观已经开始发展到成熟的地步。
[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