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6年第12期
试论鲁迅小说中的知识分子形象
作者：张丕芹
一、鲁迅由于个人特殊的生活经历，对封建社会的吃人本质有深刻的认识，也看到几千年封建主义的统治养成人民的愚昧和不觉悟的精神状态。他倡言改变国民的精神，就是要人民从几千年的传统思想中解放出来，敢于起来反抗一切。他曾说“我的取材......多采自病态社会的不幸的人们中，意思是在揭出病苦，引起疗救的注意”。一九一八年五月，鲁迅在《新青年》杂志上，发表用白话文写的第一篇小说《狂人日记》。紧接着又发表了《孔乙己》、《药》等短篇，后来结集为《呐喊》，和同时期发表的其他一些作品中，他探讨中国的妇女、青年、家庭等社会问题，控诉吃人的封建文化和孔孟之道。他的憎恶的炮火射向封建卫道者和一切封建势力，射向“本领要新，思想要旧”的自由主义者，期望被压迫人民觉悟起来，参加变革现实的斗争，他的创作密切地配合了当时的思想革命，表现出一个伟大的启蒙主义者的特色。《呐喊》中的孔乙己是个读了一辈子书，却连半个秀才也没捞着的读书人。在封建教育的长期毒害下，所谓“万般皆下品，惟有读书高”的毒素深入骨髓，因为沉浸在借“科举”这个梯子往上爬，进而飞黄腾达，享受荣华富贵的梦想里，他连起码的生存能力都丧失了，养成了好喝懒做和自视高人一等的坏思想。他的社会地位和思想使他无以为生，越走越穷，甚至沦为窃贼，但他仍忘不掉自己的身份，看不起那些做苦力的短衣帮，不愿与他们为伍。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就是这样一个封建教育毒害下的读书人，最后却让同是读书人的丁举人打折了腿，挣扎在死亡线上......小说以鲁镇的咸亨酒店为背景勾画出森严壁垒的阶级差别，等级差别，腐朽的势利眼和尔虞我诈的行径，真实地反映出封建社会人与人之间的冷漠关系，为孔乙己悲剧的演出提供了典型环境。小说还写到孔乙己的某些善良品质，教“我”写茴香豆的“茴”字，分给孩子们每人一颗豆，在酒店品行比别人好……这进一步揭示他的坏思想完全是封建教育制度造成的，揭露了科举制度残害人的本质：科举制度犹如一条高高的门槛，能从这个门槛跨进去便会平步青云，为所欲为，倘若挤不进去则会永远被抛入社会的最低层而遭受人们的冷落、嘲讽甚至残害，一辈子穷困潦倒，生不如死。孔乙己最后一次用手“走”到酒店门前的描写，有力地写出了他至死也没有任何觉悟，并对那个摧残人、杀害人的罪恶社会及其文化教育制度提出了最沉重的控诉。
《白光》中的陈士成是和孔乙己相类似的人物，也是封建科举制度的牺牲品，连考十六回始终考不取，最后发了疯，在求贵不成，求富不得的情况下，茫然走出城外，淹死在万流湖里。他的遭遇和孔乙己一样，虽然还能引起读者的一丝同情，但人们却很难在他们身上找到任何希望，因为封建教育已经毒化了他们的每个细胞，他们始终是可笑可悲的昏虫。
鲁迅的小说集中地揭露了封建主义的罪恶，描写了知识分子的命运，并对他们的前进道路进行探索。所以孔乙己、陈士成的人生悲剧都是封建制度走向崩溃时期的历史悲剧，因为科举制度是依附于封建制度的，封建制度一崩溃，走科举之路的知识分子就必然会有“皮之不存，毛将焉附”的悲剧。鲁迅不选科场上的得意者丁举人做主角，而让穷困潦倒的孔乙己们做主角，就反映了他对这一时期知识分子历史命运的认识，鲁迅正是要通过这一类知识分子形象的塑造告诉人们：随着封建社会走向历史行程的末尾，曾经给广大中下层知识分子带来过希望的科举之路，早以成了一条走不通的死胡同。如果说《呐喊》中的孔乙己和陈士成，作者是含着眼泪为他们送葬的话，那么《彷徨》中的四铭和高而础，作者是毫不怜惜自己的憎恶和讽刺，竭力诅咒他们的死亡。不论四铭、高而础或者他们那伙狐群狗党，表面上都是道貌岸然，满腹经纶的正人君子，但骨子里却荒淫无耻，庸碌无为。他们仇恨一切新事物，疯狂咒骂“五四”新文化，口口声声要“挽颓风”“存国粹”，作者用漫画式的手法，揭穿这伙“做戏的虚无党”的龌龊本性。对这类封建卫道者的有力鞭挞，是同文化界阶级关系的新变化相适应的，在五四运动高潮时，统一战线中的右翼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以胡适为代表就已经开始了反马克思主义的活动。随着革命斗争的深入，统一战线内部的分歧逐渐发展成为分裂，在这次分裂中，鲁迅一方面在深入地思索和探求，一方面继续着“五四”前期的战斗，向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封建军阀和他们的奴才展开了规模巨大的斗争。
二、由于《呐喊》是写于“五四”高潮时期，而《彷徨》则是写于“五四”退潮时期，这两个集子的思想内容和战斗情绪还是有差别的。前者着重于揭露封建宗法社会的残酷统治及其在精神上毒害人民的罪恶，它的战斗的声音像号角一样震醒了封建“铁屋子”里睡觉的人们，密切地配合了“五四”时期思想革命的进行。后者继续反对封建制度和封建礼教，讽刺封建余孽，并着重对接受民主主义思想的知识分子进行了探索，批判他们的个人主义和软弱性，这在新文化统一战线发生分化的形势下出现，显然具有强烈的战斗的时代意义。作品虽然流露出忧郁、徘徊的情绪，但仍然反映出作者在追求中战斗，在探索中前进。
《伤逝》里的涓生和子君是属于“五四”以后出现的年轻一代知识分子，他们受到“五四”新思潮的影响，要求个性解放和婚姻自由，这在反封建的斗争中是有一定进步意义的，子君为了追求婚姻自由和家庭幸福，勇敢地从牢笼一样的旧家庭走出来，和涓生一起寻找属于自己的“宁静和幸福”。可是当她争得婚姻自由以后，却认为目的已达，可以扯着涓生的衣角走路，每日便沉浸在无为的家务琐事中消磨生命，让所谓的宁静和幸福麻痹自己。很显然黑暗中国的地基是难于安置这样一座“宁静和幸福”的小屋的，残酷的社会现实是不会容忍他们拥有自己的幸福的，涓生失业的打击，使她立即显出软弱来了，在经济重压之下，他们爱情的裂缝也越来越大，最后不得不分手，子君回到她父亲“烈日一般的严威和旁人赛过冰霜的冷眼”的环境中去了，而她和涓生追求的理想也如那漫漫长夜中的昙花一现，转瞬即逝，这是子君的人生悲剧。至于涓生，作者也同样表现出他抵御不过强大的封建黑暗势力，而成了生活的失败者，不过欣慰的是作者终究在涓生身上看到了更多的希望，让他在失败中清醒，让他去寻找新的生活道路，尽管连他自己也还是迷惘的。
《在酒楼上》和《孤独者》是被安置在旧的革命风暴已经过去而新的革命风暴尚未到来的黑云重压的时代背景上。在旧的革命高潮时代，作品的主人公和涓生子君一样是首先觉悟的人物，是有理想也有作为的。可是当革命退潮，封建黑暗势力依然强大地压迫着的时候，他们却软弱了，有的甚至妥协了。吕纬甫变成一个“敷敷衍衍，模模糊糊”的人物，而魏连殳当了一个师长的顾问，“躬行于自己先前所憎恶的”。作者是以无比激愤和深切同情的态度描写他们的遭遇和痛苦的，同时也深刻地批判他们脱离群众的个人奋斗的软弱性和妥协性。
鲁迅笔下的涓生、吕纬甫等一类知识分子形象，为我们显示了这样的客观真理：知识分子孤身奋斗的道路是走不通的，他们要求自身解放的斗争必须和社会斗争结合起来，在群众的解放中求得个人的出路和幸福。当一般作家正热衷于歌颂个性解放、妇女解放，为个人主义唱赞美曲时，鲁迅却已敏锐地感觉到在这场斗争中一般知识分子主观上的危机，并且在作品中形象地表现出来。这在鲁迅的小说里得到了艺术的表现。作品的这个成就正是鲁迅之所以伟大和高出于一般作家的地方，他刻画的知识分子形象已经成为现代文学史上不朽的艺术典型。
鲁迅的创作使中国文学发生了深刻的变化。他用生活的真理深刻地表现了知识分子的个人主义的软弱性和危害性，这些成就使他的创作达到了一个高峰。
张丕芹，教师，现居甘肃天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