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6年第12期
对重建文学本体研究的思考
作者：张细香
如果我们把《褐色鸟群》中的叙事片断视为语言的能指，将其叙事结构视为拉康所说的“能指的连环”，那么，要捕捉或理解能指的意义就必须追踪能指的踪迹，破译能指链上的隐喻。我们发现，这种时间退隐、人物模糊、事件环环相扣而又前后矛盾的叙事方式，向我们逼真地敞开了一个无意识的世界，或者说是梦的世界。可以说，这种叙事方式和主体恍惚、迷离、虚幻的心境配合得天衣无缝。加达默尔说，“我们的出发点是，在对人类世界经验的语言把握中，不是现成在手的东西被考虑和衡量，而是存在物被表述，它作为存在着的和有意义地向人显示的东西”。[7]当我们对“时间”、“生存”、“思想”、“实在”、“永恒”这些现实中给不出明确答案的问题苦思冥想的时候，谁又能否认这种思索不是一种存在甚至会转化为现实的力量呢？当我们以语言为依托让这种存在大致定形的时候，我们的心灵世界和语言就再也分不开了，正是在这个意义上，语言拓展了我们的心灵世界，因而也拓展了现实。针对我国的文化传统，依笔者的浅见，我们不是要反对逻各斯主义，而是要提倡逻各斯主义，因为在我们的传统中，语言逻辑几乎处于缺失的状态。无法用语言表达出来的“道”也许最终要走向真正的虚无，对于象我这样的后学者，宁愿承认自己的悟性低，却不愿重复类似《皇帝的新装》所讲述的悲剧。
世界对于人和其他生物的不同意义，与其说是因为人类的语言，倒不如说是因为人类的精神。在艺术作品中，这种人类的精神却是意象性的，因而在作品意义的实现过程中，想象具有本体论的意义。格非正是以艺术语言的形式，挑起有关生存这个哲学本体论的思考。《褐色鸟群》开篇告诉我们：“我蛰居在一个被人称作‘水边’的地域，写一部类似圣约翰预言的书。”在这里，故事发生的地点无足轻重，因而也是含糊的，然而，这本“类似圣约翰预言的书”却暗示着本文将要触及有关生存等形而上的问题。接着，文本以故事中套故事的叙事方式，制造了一个真实与幻觉、现在与过去难分难解的迷阵，作者无意走出这个迷阵，也呼唤着读者走进这个迷阵，因为这个迷阵后面有着惊人的真实，那就是作者对生存状态的焦虑和对乌托邦的向往。
《褐色鸟群》这篇小说告诉我们，人在现实中的存在是有限的，人本身也是脆弱的，因而梦想作为生活的必要补充就显得非常重要了。当然白日梦是无意识的，因而也没必要符合现实生活的逻辑。作品正是在叙事方式这一点上突破传统的方式。因为现实和观念难舍难分，小说中一再出现前后矛盾的情节，在细微之处驰骋幻觉的功力，不仅将主体的迷离的心理状态不断放大，也以迭出的谜团甚至可以说奇异的刺激不断强化读者探究的欲望，使其处于寻求谜底而又无法得到的境地，处于思想高度集中的紧张状态——就一般读者对文本的接受而言，这已经足够了。
除了放大了观念对生存的影响这一主题外，《褐色鸟群》还涉及到性的问题。不知是否因为我的孤陋寡闻，我觉得在我国灿若繁星的文学作品中，成功地再现了性爱的美好这一主题的作品确实为数不多，性爱为何不能像幸福的清泉淌入作家的心田？这是引起我们深思的问题，但这不是本文探究的问题。在这篇小说中，性和不祥几乎可以划等号。文中的“我”追踪“女人”来到郊外，在风雪之夜抵达一座残破的断桥，一步步走向绝境。“我”在弥散着死亡气息的地方得到了“女人”也即拥有了“性”，但这一过程不仅是在“我”近乎“幻觉”与“虚脱”的状态下完成，而且跟着就是“女人”的死去。小说中纠集在一起的相互否定又有惊人相似的情节构成“反复集叙”的怪圈，我们不用去印证那个叫“棋”的少女前后是否同一个人，“我” 追踪“女人”来到郊外的真实情形究竟是怎样的，因为人们在白日梦中那些转瞬即逝的念头或者说幻觉就像真实的梦境一样不是呈线形状态的，作者无非是想告诉我们：存在只是一种体验，或者说，现实和意念都有存在的权利，不管这二者之间是否矛盾。
语言就是这样既向我们显示了它想显示的东西，又隐藏了更多的幽暗面，格非的这篇小说中，语言的深度和心灵的深度融合得如此完美，它向我们的阅读经验提出了挑战，同时也挑起了我们透过语言捕捉心灵奥秘的欲望，我们既经受了语言的洗礼，又经历了心灵的震撼。
我国先锋派小说的创作实践告诉我们，语言就是作家心灵中的乌托邦。在先锋派作家看来，小说语言显然不再是一般的写人状物的工具，而是心灵的表现。语言展示了甚至可以说加重了他们对现代性的实现的焦虑，也“凸显”了他们对生命的珍惜和对生活的向往。在貌似非理性的语言片断后面我们看到的是深刻的理性思考。先锋精神是以反文化、叛逆的形态悄然出现的，它的片面的深刻正是我们的文化传统极端缺乏的东西。以先锋派作家的才气，只要他们稍稍在接受度方面做一些退让，要赢得更多的读者其实是一件很容易的事。但是，我却不愿承认他们的语言探索和对生存哲学的追寻已经寿终正寝，不愿承认他们中庸式的还乡，而宁愿理解为他们在长途跋涉中的一次憩息，一次短暂的停留，我们期待着他们下一次的旅行。
西方20世纪以来近百年的文本语言探索的历程，是哲学解释学的发展史，也是探求精神科学真理的历史。对语言本体的研究，使西方的哲学家、批评家看到了语言对主体思想的霸权，这与西方自古以来语言哲学和理性精神的传承是分不开的。相反地，因为缺乏深厚的语言哲学作后盾，我们的文化传统或者说文学研究只能在外围滞留、徘徊。几千年的悠久历史，真正属于本土的哲学是什么呢？老庄的哲学又只可意会不可言传。语言是哲学的真正承担者，如果说我们有失语症的话，不是在改革开放后西方文论涌入的时候开始的，实际上早就失语了，只是我们发现得晚或者说不愿承认罢了。正是哲学的空白使我们的文学理论缺乏系统性、逻辑性，因而总是很难走进语言的内部研究，很多时候只能停留在“感悟”、“兴会”的阶段，难道这就是我们“含蓄”的美德吗？我只知道，当我们无法言语的时候，思想的前行是相当困难的，苦思冥想的结果只不过像阵阵狂风在脑际刮过，除了空虚和焦虑，我们很难抓到其他的思想的碎片。
在西方批评中，从“外部研究”到“内部研究”再到“外部研究”这一螺旋式上升的过程中，每一个阶段尤其是“内部研究”这一阶段经过了透彻的发展，其不断推出的片面的深刻构成了他们的文学理论的总体的深刻。至今以来，尚无人质疑“五四”精神，这是令人欣慰的事，正是因为放眼世界的胸怀和为此洒下的辛勤汗水，我们的国家和民族才迎来了今天的奇迹，令世界的眼光不得不转向中国。改革开放以来，西方批评话语的抢滩登陆，给我国的文艺批评展现了广阔的可资借鉴的理论天地，难能可贵的是我们的批评家能同时向西学和传统中汲取营养，急起直追，在众声之中发出自己的声音，尤其是在叙事研究的理论和实践以及阅读理论方面；上文所举有关先锋派作家的作品分析就是很好的证明。我以为，在我们走过漫长的岁月终于赢来语言学转向的时候，在我们的“内部研究”的历史还十分短暂的时候，我们的主流的批评话语没有必要因为要和西方的理论研究同步而匆匆转向，尽管转向以后我们反而轻车熟路了。
注：
[1]加达默尔《真理与方法》第522页，洪汉鼎译，上海译文出版社。
[2]加达默尔《真理与方法》第570页，洪汉鼎译，上海译文出版社。
[3]加达默尔《真理与方法》第574页，洪汉鼎译，上海译文出版社。
[4]加达默尔《真理与方法》第575页，洪汉鼎译，上海译文出版社。
[5]加达默尔《哲学解释学》第225页，夏镇平、宋建平译，上海译文出版社。
[6]加达默尔《真理与方法》第216页，洪汉鼎译，上海译文出版社。
[7]加达默尔《真理与方法》第591页，洪汉鼎译，上海译文出版社。
张细香，华南师范大学2003级教育硕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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