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6年第12期
蜀、魏街亭一战中的空城计
作者：杨运乔
“空城计”的故事，早在《三国演义》成书之前，已长久留传。故事出自郭冲的《诸葛隐谋》，其史实的可靠性有多大，对史学家来说自然是重要的，然而文学毕竟与史学不同。郭氏的记载，不论是真是假，对小说家来说，都是极为难得的富于传奇色彩的文学素材，对表现传奇式的、天才的军事家孔明的形象，有着高度的艺术价值。考诸史传，并无诸葛西城弄险的记载，即便是街亭一战，陈寿在《三国志》的有关纪、传中都写得十分明确：在街亭击败蜀军的是右将军张郃，发生于魏明帝太和二年（公元228年），司马懿与诸葛亮正式遭遇是太和五年以后的事，时隔三年。而小说把太和三年春正月司马懿破新城、斩孟达的史实予以艺术化，同攻取街亭的战斗连接起来，且把司马懿搬上街亭之战的指挥台，目的在于衬托写诸葛孔明的智慧。如果让一介勇夫张郃与孔明较量，岂不有损于孔明的形象，只有“深明韬略，素有大志”，史家称为“司马宣王”的司马懿出来与之相抗衡，这才显得身份相当，棋逢对手，才不降低孔明的身价。再者，若让张郃来到西城，还不杀进城去，活捉了孔明？这样一来，不就没戏了么？可见作者将孔明和司马懿安排在西城邂逅，是颇具匠心的。
这样说来，“空城计”就是作者为了情节的需要而纯属虚构的不成？答案是否定的。在历史上，还真有过这样的事件，据《通鉴·宋记》记载：文帝元嘉七年（公元430年）魏兵攻济南，济南太守萧承之（萧道成之父）率数百人抵抗，但寡不敌众，不能取胜。于是“承之偃兵，开城门”。结果是：“魏人疑有伏兵，遂引去。”孔明之“空城计”，可只作小说看，承之的“空城计”却见诸正史，可见“空城计”的故事既有艺术的真实性（偶然性），又有历史的可能性（必然性）。当然史家和小说家毕竟不同，而罗贯中恰恰就是把这种可能的必然性通过文学的形式放到偶然的情节中来实现。
孔明、司马西城相遇是在马谡丢失街亭，战局急剧变化，蜀军丧失优势，陷入被动的前提下，孔明紧急布置全线有组织退却，司马惟恐中计，不敢进取阳平关，决心从中途截取蜀军辎重，下令“径取斜谷、由西城而进！”就在这里突然不期而遇的。作品极细致地对这一险象环生的场面作了描述，显得生动、惊险，具有传奇色彩。既出乎人意料之外，又在情理之中。
作者平常写孔明、司马，总好突出其预见性：一方的军事意图或部署，常常早为另一方所料到。这次一反其常，两巨头西城相遇，双方事先都毫无预测，毫无准备，纯属邂逅。司马兵临西城，当军哨急报时，竟“笑而不信”。平生谨慎的孔明，若事前略有估计，决不会在此弄险；深通韬略的司马，若事前有所探测，也不会放着空城不进，最后“两路兵尽皆退去”。通过这一情节写出了两个人的性格，又通过人物的性格写出了情节发展的合理性，寓偶然于必然之中。
谨慎与多谋是孔明行事、用兵的两大特点，也是他性格的主要特征。因为他的平生谨慎早为司马所知，这才造成了司马以为他“必不行险”的错误判断；也因为他平生多谋早为司马所惧，这才造成司马以为他“今天开城门，必有埋伏”的又一错误判断。司马错误的判断导致了他错误的行动，就这样失去已经取得的优势。在刻画孔明谨慎多谋的同时，也刻画了司马的多疑诡谲。
这一情节，不仅写出了人物的个性，同时也刻画出了他们性格中复杂的一面：正如《三国演义》在前面所写，刘备不及孔明，识马谡胜过孔明（曹操智过张绣，也曾败于宛城）。司马、孔明屡次斗智，各有胜负。司马中“空城计”，不怪司马太蠢，只因孔明太神。司马中计，也是一时被蒙，当其回兵复至西城时，已失良机，“懿悔之不及，仰天叹曰：‘吾不如孔明也’”！气量之大，远胜周瑜；若是周瑜，定会抱怨上苍：“既生瑜，何生亮”了。在他多谋多疑的性格中却显现着某种政治家的风度。“空城计”的艺术特色就在于通过人物性格的必然性，使故事情节的偶然性得以推进，且合情合理，具有“真实性”。
杨运乔，教师，现居湖北云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