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6年第14期

关于文学教育的话题

作者:王京芳




  关于文学教育
  王:文学作品有三种作用——认识作用、教育作用、审美作用,他们在文学教育中的关系怎样,它们各自所占的地位怎样?
  钱:文学作品具有认识作用、教育作用和审美作用。这三种作用是结合在一起的,而不是分离的。文学作品的认识作用和教育作用决不能离开它的审美作用而独立存在,否则,它就丧失了作为文学作品的品格。而这两种作用就是空洞、苍白无力的。人们喜欢阅读文学作品,首先不是为了获取知识,得到教育,而是为了满足自己的审美需要,求得感情上的满足和心灵上的愉快。
  这三种作用虽然是结合在一起的,却也常常有畸轻畸重,很难达到浑然一体的程度。有的文学作品善于刻画世态人情、社会风俗,读了扩大见闻,增长知识。有的作品长于展示社会矛盾,抨击黑暗,歌颂光明,读了能使我知所惩劝,得到教育。这两类作品,只要它们有一定的审美价值,能够吸引我读下去;而不是直白地向我灌输知识,进行教育,成为变相的教科书或者露骨的教训文学,我都欢迎,并且也愿意阅读。
  但是,只有那些真正的艺术作品,才能熔知识性、教育性、审美性于一炉,三者水乳交融,互相渗透,不可分拆。这样的作品,才能把这些作用发挥到极致,才能把读者带到一个更高的境界里去,使他们在心灵上得到升华和极大的满足。我所最爱读的也就是这一类作品。
  王:谈谈对您有影响的老师。
  钱:先讲一个小故事:小学时,我一向是班上成绩比较好的一个,老师都很喜欢我。六年级时,来了一位新老师,姓谢。谢老师刚从江苏省立无锡师范学校毕业。一次作文课,我的卷子发下来时,他写了这样的批语:“从别处抄来,何得掩人耳目?”我很惊诧,向他说明我是自己写的,不是抄来的。他非常主观,一口咬定我是抄来的。我要他指出是从哪里抄来的?他非常自信地说是从《模范日记》(类似优秀文选之类的书)上抄来的,这书当时很流行。我便找了一本拿去让他指出我抄的是哪一篇?他当然找不到,但还是支支吾吾地不肯爽快承认是冤枉了我。我小孩子家,受不得委屈,就在他的批语后面反批道:“批评之权在老师掌握之中,学生何敢乱道,然而……”。这还不算,又在要交给老师的日记中,不指名地说,有一个老师硬把学生自己写的文章说成是抄来的,像这样的老师真是太没有资格了。而且还标上《胡批》的题目。老师看了,并没有对我的日记表示什么意见,只在文后批了“字写大一点”这样几个字。
  老师是近视眼,但是他之所以这样写,也许是为了让人理解为他根本没有看过这篇日记吧。不想我的一个在高中读书的表兄来我家玩,看到了老师的批语,又听我说了事情的经过,便怂恿说:“他要你字写大一些,其实你的字已经够大了,谁叫他是个近视眼呢?你可以反问他:‘你看不见么?’”我当时实在不懂事,就真的写了这样一句十分无礼的话。这下激怒了老师,他上课时,怒气冲冲地把我叫到讲台旁当众用戒方打了我十来个手心。说,我今天就打你的“看不见”。我当时年幼,太不懂道理,实在做得太过分了。冒犯了老师。后来另一个老师来找我谈了话,一面安慰我,一面责备我说,谢老师当初对你不了解,冤枉了你,后来也有些失悔。但你太不懂事了,怎么可以一再冒犯老师呢?不过,他又说,谢老师还是喜欢你的,以后要好好听谢老师的话。后来,谢老师果然对我很好,跟我很接近。
  (笔者按:这则故事说明:老师要有一颗宽容的心,要有勇气在学生面前承认错误;学生当然也要尊重老师,知礼节,但也不必无原则地屈从老师。)
  我的大学老师伍叔傥先生,是我一生中给我影响最大的一个人。他当时在中央大学师范学院担任国文系主任。他很开明,在教育上颇能继承蔡元培先生兼容并包的思想作风。在他的主持下,罗致了各方面的人才。先后来校任教的有罗根泽、孙世扬、顾颉刚、乔大壮、朱东润、曹禺、徐訏等先生,老舍也被请来作过讲演。此外还有杨晦、吴组缃、吴世昌等先生,不过他们到时我已经毕业了。
  平日他跟我们闲谈,常常是古今中外,出入文史哲各个领域,海阔天空,鱼跃鸢飞,其乐无穷。完全没有当年一些中文系教授那种严肃古板、道貌岸然的神气。
  伍先生当时孤身一人,经常拉我陪他在馆子里吃饭,也喝一点酒。吃饭时,无所不谈,但都只是即兴式的,随随便便想到哪里,就讲到那里,从来没有预先存心要对我进行什么教育,更决不摆老师的架子;甚至,连他是先生我是学生这样的观念也十分淡薄。他真率自然,一切都是任情适性而行。他不耐拘束,厌恶虚伪。他在教室里讲课的时候,也从来没有以教育者自居,一本正经地板起脸孔说教。而只是像和朋友谈天一样,把他所知道的、想到的,带着自己当时的真切感受,向同学们和盘托出而已。正因为如此,他的每一句话,连带他当时特有的情绪色彩、声音语调,一种眼神一个手势,至今历历在目。(《散淡人生》313)
  他仰慕魏晋风度,却从不挂在嘴上。可平日举止,确乎能比较脱落形骸,适性而行。伍先生是一位能耿介自守,不同流合污的读书人。我虽是伍叔傥先生的弟子,由于年龄相距太大,我当时在各方面都太幼稚,无论对于他的学问,对于他的精神境界,都有些莫测高深,不能了解其万一。不过,他潇洒的风度,豁达的襟怀,淡于名利、不屑与人争胜的飘然不群的气貌,却使我无限心醉。我别的没有学到,独独对他的懒散,对于他的随随便便、不以世务经心的无所作为的态度,却深印脑海,刻骨铭心,终于成了我根深蒂固的难以破除的积习,成了我不可改变的性格的一部分了。
  (笔者按:老师对学生的影响除了传授知识以外,很重要的部分是言传身教,立人立言。)
  关于真诚
  王:您为何最强调、推崇“真诚”?
  钱:我虽然很少写作,但是我的文章却仍尽量说自己的话,决不作违心之论。古人云“修辞立其诚”,为文而不本于诚,其他就不用说了。
  文章要写得好,必须逞心而言,无所顾忌,使字字句句都从肺腑间流出。能如此,则入人必深,动人之力也必大。读者最欢喜看的,也是这一类文字。我虽然很知道这个道理,并且衷心向往,渴望能达到这一境界,却总是做不到。原因就在于我总忘不掉自己是个教师。觉得一言一动都得像个教师的样子,因此文章老是放不开。其实,读者是并不在乎你是个老师或者是别的什么,重要的是要有你对现实人生的真知灼见。
  我喜欢散文。散文是最见性情之作,既是最容易写的,也是最难写的。一切没有真性情的人,或者不是真有话要说的人,最好不要来写散文。
  散文要有真性情,不受拘束,最忌造作,要自由自在,逞心而言。散文的“散”字,下得很好。它无需刻意求工。但是它需要历练;得有修养,要在学识品行方面使自己能成为一个有滋有味的人。这些都是“功夫在诗外”。
  王:先生特别看重“真诚”。这既是读书、作文的要求,也是为人的标准。您总是说好的文章都是真的文章,说的都是真话,实在话。在治学上,您也一再强调真诚的态度。
  钱:治学的道理和做人是一致的,首先必须真诚。对于一个知识分子或者学者来说,他的为人可能主要是从他的治学态度上体现出来的。所谓治学和为人的真诚,也就是指它在这两方面的认真严谨、诚心诚意。没有这种对于治学的真诚态度,一个人的学问是不会达到深湛的境界的;同时,对于治学的真诚,也意味着不能将其视为手段,当作谋取世俗名誉的途径。因此,“真诚”多少带有某种“为学术而学术”的含义。这实际上也就是指治学必须以执着不断的追求和热爱为前提。
  如果一个人的治学态度是真诚的,那么他肯定不会排斥学术上的独创和宽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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