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6年第20期

苏轼诗词的理趣效应

作者:朱道林




  王国维说:“词至李后主而眼界始大,感慨遂深。”(《人间词话》)“感慨遂深”一语,就指出了后主某些词所带有的“言理”倾向。当然,真能使“言理”与“抒情”成功地结合起来,又能使“言理”形成为“理趣”的,还得数那位“嬉笑怒骂皆成文章”的文学天才——苏轼。苏轼既是位覃思深虑、机趣横溢的哲人,又是一位“意之所到则笔力曲折无不尽意”的作文高手。他的诗里头就经常可以见到那类富有“理趣”的作品。
  如他《题西林壁》诗中的两句“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至今还启迪着人们的思维,蕴含深刻的哲理。
  他的某些咏物之诗,如“若言琴上有琴声,放在匣中何不鸣?若言声在指头上,何不于君指上听”(《琴诗》),虽其本意并不一定在于“言理”,但因其描咏对象本身含有一定的启示性,加上作者“智慧之光”的涵盖,故也能催人联想、发人深思。
  而在苏轼的词中,也同样有着这类“言理”和富有“理趣”的作用。
  我们试读他有名的“中秋”词《水调歌头》,此词本是抒情之作——抒写中秋之夜思念手足之情,但写到后来,那手足情深却久不得见的苦闷终于“升华”成了三句千古传颂的“至理名言”:“人有悲欢离合,月有阴晴圆缺,此事古难全。”
  像这样在“景语”、“情语”中间用“理语”来“画龙点睛”的写法,苏词中还有不少。
  但最能引起人们兴趣和赞叹的,则更是他那些将“说理”如盐溶水般“溶解”进叙事写景的词篇。
  比如他被贬黄州时所写的《临江仙》和《定风波》,就是极富“理趣”的名作。前词曰:“夜饮东坡醒复醉,归来仿佛三更。家童鼻息已雷鸣,敲门都不应,倚杖听江声。长恨此身非我有,何时忘却营营?夜阑风静毅纹平。小舟从此逝,江海寄余生。”
  在那夜阑人睡之际,东坡倚杖静听江声,终于从中得到了感悟:多少年来之所以在宦海沉浮中弄得身心交瘁,归根到底是因为未能“忘却营营”;如能抛却这些思虑杂念,就定能像奔流的江水那样,还我自由之身!因着,思想境界的这一番“豁然开朗”,词人眼前所见的自然景象竟也发生了奇妙的变化:原先腾涌的江水顿时变得那么平伏,就连风儿都已止息,它们好像在向词人招手,何不驾一叶之扁舟,在江海的怀抱中作快活自适的逍遥之游呢?所以这一首词,实际上描写了作者精神境界上的一番“自我反省”和“大彻大悟”,其中藏“锋”,耐人寻味;但因它始终结合着叙事写景来写,故读者就像身临其境那样,不知不觉间完成了与作者相似的心路历程的转变。
  再读后一首词:“莫听穿林打叶声,何妨吟啸且徐行!竹杖芒鞋轻胜马,谁怕?一蓑烟雨任平生。料峭春风吹酒醒,微冷。山头斜照却相迎。回首向来萧瑟处,归去,也无风雨也无晴。”
  此词表面上写他途中遇雨的生活小事,实际却是写他的人生态度或人生哲学。人生,犹如自然界一样,经常会“兴风作雨”;但是,风雨过后,却仍旧会复归于晴天。而从更“彻底”的意义上讲,人在到达“终点”的时候回顾一生,则一切悲欢离合、阴晴晦明,都不过如梦幻一场,全无“意义”!它那深刻的哲理和全词的写景叙事已到了水乳交融、浑化无迹的地步,着实令人赞叹不已。
  所以,苏轼的这些“言理”之词,因其深厚的哲学修养和精湛的文学技巧,就表现出相当诱人的“理趣”。它们的艺术性,就大大高出于那类言理流于空洞或仅在词中呈现为“游离”状态的词作,不愧是“智者”之词。
  朱道林,教师,现居湖南澧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