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6年第21期
浅谈朱淑真现象的终极意义
作者：姚大怀
——德·卡西尔
朱淑真的身世、籍贯、婚恋、死因等可能永远都是谜，然而学界对她的研究却一直没有停止。从南宋起，研究者们便乐此不疲地进行各种考证，试图解开这些谜，但很难形成定论。近几十年来，研究者们转向她的作品，从微观上获取她的生平和个性方面的资料和信息，取得了可喜的成就。但笔者更希望在这些资料和信息的基础上，对朱淑真这种现象作一个更加客观的认识和评价，而不是仅仅着眼于个体。
一、从朱淑真的日常哲学谈起
日常生活就其表象而言，无疑是丰富多彩的，甚至是杂乱无章的；但就个人而言，这种生活又必然包孕了一定支撑其运作的体制结构，这种体制结构也就是日常哲学。正如德国社会学家卡尔·曼海姆所描述的那样：它“倾向于把在偶然的具体形式下出现的整体环境接受下来，好像这就是世界的适当秩序，它认为是理所当然的、毫无问题的。”[2]封建女性，几乎没有探究政治问题的必要，她们更多地被局限在一个狭小的环境中，因而封建女性的日常哲学便只能来自这个封闭的空间，本身就缺少对政治的批判意识。再加上社会环境相对稳定，朱淑真的文学作品中，基本没有涉及到当时的社会政治等敏感问题，而是从普遍性的悲剧性的女性生存状况入手，忠实地记录了朱淑真们在世俗和家庭的大网中苦苦挣扎的苦难历程。
朱淑真的挣扎主要集中在婚姻问题上。魏仲恭说：“（朱淑真）早岁不幸，父母失审，不能择伉俪，乃嫁为市井民家妻，一生抑郁不得志，故诗中多有忧愁怨恨之语。每临风对月，触目伤怀，皆寓于诗，以写其胸中不平之气，竟无知音，悒悒抱恨而终。自古佳人多命薄，岂止颜色如花命如叶耶！观其诗，想其人，风韵如此，乃下配一庸夫，固负此生矣。”[3]后来学者虽对“乃嫁市井民家妻”一说颇有疑惑，但谁都无法否认这一事实：对朱淑真而言，丈夫就是一个“庸夫”，婚姻不是她理想中的婚姻。再加上朱淑真诗词中满眼的“愁”、“泪”和“寂寞”、“断肠”之类的字眼，我们推断，朱淑真的日常哲学充满了悲剧的色彩。这种哲学与对青春和春天逝去的感慨，以及对美好婚恋生活的回忆和憧憬之类的情绪体验是对应的。其中虽然满含对现存秩序的不满，对家长礼教制度的嘲弄，但表现手法是隐忍含蓄的。或者说，这是含泪的抗争。
魏仲恭说：“其死也，不能葬骨于地下，如青冢之可吊，并其诗为其父母一火焚之！”“（其诗词作品）今所传者，百不一存，是重不幸也！”[4]父母如此对待她，具体原因很难推断，但从后人的记载和她的作品中我们还是可以找到一丝线索：她的性格特别是爱情观与传统对女性的要求存在抵牾。她在诗词作品中大胆地展现对家庭的不满，以及对美好恋情、理想婚姻的强烈追求，甚至极有可能存在的婚外恋情，这些无疑是对命运的公然挑战。作为封建时代的女性，她不可能不知道她的言行可能造成的严重后果，但这恰恰彰显了她明知不可为而为之的精神，为了人性和尊严而置礼教于不顾的超前哲学。这位带有个人英雄主义色彩的文学女性，用她全部的生命演绎了一个悲怆得令人心碎的人生悲剧，揭示了中国封建时代女性逐渐成长的生命意识，写就了具有女性主义色彩的伟大篇章。这种现象的启示性就绝不能仅仅停留在悲剧的结局上，而应该上升到对争夺女性话语权的理解上。
二、略论朱淑真与萌芽状态的女性主义文学
纵观中外文学史，文学的辉煌不在于一定与时代同频，而归根于文学深沉的底层关怀以及在关怀中切入沉重的忧患意识、抗争意识，总是着力于描绘在大时代背景下底层人物的现实窘境与生存压力。作为女性，朱淑真无疑是站在女性（主体）的位置观照着这个群体的生存和生活状况，着力开辟这一块被反复开掘但并不彻底的土地。在时代语境中，她是特立独行的，在这一方面，她比公认的女性文人之首的李清照有过之而无不及。
李清照青年时期经历靖康之难，此后词风也随之大变，由原来的女性气息十足变得更加深沉和忧郁，作品中融入了国破家亡的复杂情绪，如果说，除了在意象选择和对外在环境的感知方面还保留部分独有的女性的敏感外，而在题材和情感上，漱玉词与一般男性词基本上保持同步了。因此，后人普遍认为漱玉词后期水平要高于前期。但作为中国文学史上少有的女性文人，我们更应该关注的是她的独特性，而没有必要非要粗暴地将她置于所谓的“忧国忧民”的大标准中，没有必要用审视男性文人的目光来审视女性文人。如果从活泼灵动、率真洒脱的角度来分析漱玉词，实际上前期词并不逊色于后期。漱玉词中也有一部分是表现女性意识的，但她终究在甜美的婚姻中回归了传统，特别是接连不断的战争使得女性问题让位于民族国家存亡危机。女性话语权未能在其间得到增强，反而是部分地弱化。胡元翎女士认为：“李清照的被承认多不是凭其身为女性的细腻、反现自身的深刻以及那一时代特有的真实的‘闺阁气’，而是凭其雄健的气概、男性般的气魄、男性所赞许的雅正等等。……所以李清照的被表彰并不损害男性诗论的尊严，因为她暗合了男性的诗风、词风，对‘闺阁习气’作了某种超越。……但男性评家对她的接纳恰恰说明了她不能作为纯粹的普泛的女性文学的代表”。[5]而朱淑真一生都在为自己的生活和爱情苦苦抗争，用文学记录着一个孤独的女性对人生的独特体验。这恰恰是封建时代女性伟大的一面：争夺女性的话语权，为尊严和幸福而活，自己便是主体。若细心品读，我们不难发现在朱淑真的创作历程中，她力图改写传统女性性别角色规范，突破文化传统对女性的命名与塑造，传达出女性由作为客体、他者、次性身份、边缘角色、从属性别，到女性主体价值的弘扬这一历史必然要求。在我看来，朱淑真最有资格说“我是女性主义者”，她的存在昭示着中国古典文学中女性主义意识和女性主义文学的真实存在。
伊沛霞在《内闱》中认为：
宋代妇女生活的语境既包括权力的结构，也包括帮她们给自己定位于这些权力结构内的观念和符号。它嵌在历史之内，其特征由社会、政治、经济和文化进程塑造并反过来影响那些进程。家族和社会性别体系毕竟不是孤立的存在的。强调妇女的能动性意味着把女人看作行动者。正如男人一样，女人占有权力大不相同的位置，她们做出的选择促使家庭和家族体系更新并产生细微的变化。[6]
她通过一系列的史料论证了宋代女性与环境之间的犬牙交错的关系：压制/挣扎，顺应/反扑，内化/反讽等等。中国的女性主义的萌芽就是在这样的矛盾格局中一点点生长出来的。
两宋时期以李清照为代表的一批女性词人的突起推动了词体的发展，她们也是这个领域的主人。缪钺先生在《论李易安词》一文中曾说过：“词本以妍媚生姿，贵阴柔之美，李易安为女子，尤得天性之近。”[7]可以说，她们通过最适合自己天性的词在文学的世界里找到了与男性几乎对等的话语权。可能她们的创作更多是自发性质的，并没有形成一个文学流派，而且女性主义这一概念在两宋时期并没有形成，但在两宋文学史上，的确诞生了大量的女性词作，并通过这些艺术水平颇高的作品证明女性在文学中的独特存在，在某种程度上可以说，这是中国女性主义文学的第一次丰收。（要想真正研究中国的女性主义，若只将目光定格于五四时期的女权运动以及在理论上满足于八十年代以来对西方女性主义理论的话语拼贴，满足于西方女性主义提供的空洞的“女性”维度，显然是不够的。至于那些断定中国古代没有女性主义文学的说法，是有违事实的。）作为这个潮流中的一员主将，朱淑真自然功不可没！
[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