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6年第23期
文学教学中值得注意的几个问题
作者：陈裕英
一、不能正确认识文学语言与日常语言的区别，而用科学主义的教条去扼杀文学语言。
大家知道，文学是语言的艺术，但文学语言和日常语言是不同的。其根本区别在于，日常语言是指称性的，而文学语言是体验性的。所谓指称性，就是日常生活用的普通语言它重在指称事物，它受着日常生活逻辑的支配，其意义是非常明确的。这是一张圆桌，那是一张方凳，意义很明确，就像一加一等于二，人们不会把“一”理解成“二”，不会把“加”理解成“乘”，甚至也不会把“等于”理解成“约等于”或“近似于”。否则，就会闹出笑话。而文学是虚构的，它不受日常生活逻辑的支配，文学语言主要不是用来指称事物，而是用来描述和表现作者的主观感受，它往往呈现出非逻辑性，它不像日常语言那样意义明确，它要求我们调动起自身的经验去设身处地地体验，才能领悟其中的味道。如“母亲糊进窗格的忧愁，父亲挂在屋檐的叹息”，我们无法用日常逻辑来分辨，但它分明是两句不可多得的好诗。
还如郭沫若《凤凰涅槃》中的那些诗句：
“我们新鲜，我们净朗/我们华美，我们芬芳/一切的一，芬芳。/一的一切，芬芳。/芬芳便是你，芬芳便是我，/芬芳便是他，芬芳便是火/火便是你/火便是我/火便是他/火便是火/翱翔！翱翔！/欢唱！欢唱/
这些句子颠三倒四，不成逻辑，好似一派胡言。它显然不是为了指称，而是为了表现。只要我们加以仔细地体验，就会真切地感受到这里表现的是凤凰再生后的新鲜感，自由感，喜悦感和那种狂欢的情绪。
对于文学语言的这一特性我们若不能正确认识，而采用科学主义的思维，甚至像教数学、物理那样去进行文学教学，岂不使我们的文学教学毫无文学情趣可言。
二、不能正确认识文学作品是个“召唤结构”，而重知识，重训练，使充满美感的文学作品成了庖丁刀下的一
头死牛。
优秀的作家在创作文学作品的过程中，总是力求摈弃那种直白的，一览无余的描写的，而努力地在其行文中设置无数意义的空白点和未定点，以增强作品的张力和开放度，从而召唤着广大读者调动起自己的经验参与审美的再创造。可以说任何一部成功的文学作品都是一个召唤结构。召唤结构不是一种完成形态，而是一种未完成形态，一种期待形态，它期待着读者的合作，召唤着读者用自己的审美体验去填补它的空白点，并使它的未定点具体化。
事实上，虽然作为作家审美意象物化形态的文学作品，已是一种客观存在。但是，它并不直接提供作者的意象，也不直接建构意义，它只提供重构意象和建构意义的线索和框架，其意象的重建和意义的建构是读者在作品语符系统的引导下，调动起自身的审美的经验，通过对“框架“的创造性填补来完成的。文学作品在本质上是一种召唤读解，唤起意义的东西。而我们的许多语文老师，不仅不能正确认识文学作品这一特性，相反在重知识、重训练的传统语文教学理念的支配下，干着破坏作家精心编织起来的这一文学乌托帮的糊涂事。把本应需要学生调动起自己的审美经验去补充创造的作品化“繁”为“简”，变成对学生毫无召唤力的框架结构；把本应给学生带来审美享受的丰富灵动的内容，变成干巴巴的提要梗概；把本应深刻隽永的意蕴变成简单空洞的中心思想，从而使得好端端的作品成了庖丁刀下的牛——“骨架”是“骨架”，“肉”是“肉”，“皮”是“皮”，而不是什么生动感人的文学作品了。
三、不能正确认识文学接受的特点，唯文本，唯作者意图，而忽略学生的心灵，忽略学生在作品价值意义生成中的作用。
传统观念认为，一个作品的价值和意义是作家赋予的，因此，作家和作品是决定性的因素；而读者的阅读只是去被动地接受作家的创作意图，因为这个创作意图就是作者赋予作品的意义。其实不然，文学作品的意义并不是在作者写完文本时就已产生的，而是在阅读接受过程中由读者来完成的。读者阅读文学作品的过程，并不是一个被动接受的过程，而是一个能动的再创造过程。因为读者都是活生生的人，他们的头脑决非空空如也，白纸一张，也不会像排定了程序的电脑一般。他们都是有着各自的文化背景的，他们会从不同的文化视角和审美经验出发去面对作品所描写的内容，从而无一例外地会表现出再创造的特征。正所谓有一千个读者就有一千个“哈姆雷特”。而我们的有些语文老师不能正确地认识学生在学习文学作品过程中的这种再创造特征，漠视学生的心灵，唯文本，唯作者意图，动辄作者怎么说，课文中怎么说，并追求标准的、统一的答案，扼杀了学生的创造力，违背了文学教学的根本宗旨。
陈裕英，江苏南通高等师范学校教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