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6年第23期
《金锁记》对红颜薄命语境的拓展
作者：缪海荣 张 骏
几千年的中国封建社会是以男性话语为中心的。在这样的社会中，没有话语权的女性易于成为社会进程中的牺牲品。正所谓“自古红颜多薄命”。如在三国群雄逐鹿中原，成就霸业的时代语境下，从有“羞月”之容的貂婵至贵为东吴公主的孙夫人都成了政治军事斗争的牺牲品。在崇尚“忠”与“义”，“力”与“勇”的中国传统英雄高举“替天行道”旗帜的时代语境下，潘金莲、潘巧云被毫无余地的归入淫妇的行列，并为英雄好汉们杀之而后快。不同的时代语境下，上述现象在文学作品中反复出现，便生成了“红颜薄命”的原型。在《红楼梦》、《西游记》等名著中，同样的现象也屡有出现。
女性所处的日益金钱化的现代社会与丑陋的旧式家族的双重挤压下的生存困境构成了规制《金锁记》构思的文本外力量。细读文本，我们大致可以推断出故事发生在民国前后的上海。这个时期的中国正处于政治、经济的转型期，资本主义经济开始萌芽，社会日益趋于金钱化，人的本性发生扭曲。作为中国第一大都市的上海更是中国政治、经济的晴雨表。然而在这样一个繁华的都市中，却因兵乱避居着形形色色的旧式家族，七巧就生活在这样一种畸形的生存状态中。十八、九岁的七巧也曾美丽动人，为众人所爱慕。但七巧无法避开“红颜薄命”的人生之路。贪财的家人将她卖到姜家，嫁给了一个废人。从此金锁枷套在她的脖子上，也锁定了她的命运轨道。
张爱玲不仅仅满足于对这一原型的重现，更是在新的时代语境下对其进行拓展与创新。在中国传统小说中，“红颜薄命”原型，作家都未深入其内心进行深层次的分析。而张爱玲以其独特的女性视角，对七巧变态的报复心理进行解剖。对七巧来说，最重要的是钱。旧家族内的冷漠、亲情的凉薄、命运的拨弄都源于被金钱所异化的人性内心。这使得七巧对金钱是既怕又爱。她既然得不到正常的夫妻情爱、家庭温暖，只能死命的抓住她的钱，决不愿再失去一点点。这是她变态心理的根基。她要守住自己的钱，为此她不惜伤害任何人，包括她的儿女。《金锁记》向我们展示的这种中国妇女破碎人格中最为惨烈的图景正是中国传统“红颜薄命”原型所没有的。
金钱化的丑陋时代导致了七巧的悲剧，人性异化的七巧导致了女儿、儿媳又一代“红颜薄命”者的出现。这种恶之花的轮回开放的构思，无疑在新的时代语境下丰富了“红颜薄命”原型的内涵。
注释：
[1]祖国颂；《叙事的诗学》，P365，合肥；安徽大学出版社2003版。
[2]刘安海、孙文宪；《文学理论》，P21，武汉；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1999版。
缪海荣，张骏，现居江苏扬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