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6年第23期
苏轼的人格魅力初探
作者：赵 艳
一、高洁的品格
苏轼幼年时候，就显露出了早熟的个性和远大的志向。七、八岁读乡学时，有人从京城给他的老师带来一本石守道的《庆历圣德诗》，苏轼从旁观看，对书中所歌颂的范仲淹、欧阳修等改革家十分钦羡，连他的老师都感到惊奇：“一个七、八岁的孩子胸怀竟如此高远！”苏轼的母亲程夫人是一位知书达理的女性。一次，她给儿子读《后汉书》中的《范滂传》。范滂是东汉名士，为反对宦官专权误国而被杀。苏轼听罢问道：“轼若为滂，夫人亦许之否乎？”程夫人说：“汝能为滂，吾顾不能为滂母耶？”于是苏轼“奋励有当世志”。在幼年时期，苏轼受到了较深的儒家正统教育，为以后的“以身许国”奠定了思想基础。
及至成年，苏轼为官耿直正派，反对唯唯诺诺、迎合虚浮的作风，这使他在政治上历尽了坎坷。苏轼入仕不久，便遇到了王安石为挽救宋王朝的日益颓败而进行的大改革。改革派本想通过改革减轻农民负担、缓和社会矛盾，颁布了很多法令，但他们的做法太过激进，没有丝毫的过渡。作为改革标志的《青苗法》实施后，农民生活越发清苦，本已动荡的社会局面更是雪上加霜。苏轼刚开始时支持改革，但看到改革后的人民生活更加苦难，心里非常难过。在《吴中田奴叹》里，苏轼记录了自己在湖州劝农时，看到江南农民在遭灾后，还必须把仅剩的少量粮食，拿出来贱卖缴税，一针见血地指出在王安石的变法中，到处都是好官，农民却一天比一天难过。正因为苏轼敢说不昧良心的真话，不趋炎附势，他与以王安石为代表的改革派和以司马光为代表的保守派都有政见不合之处，两派都容不下苏轼，最终他被贬出了京城。
经历“乌台诗案”后，苏轼被贬到了当时极为贫穷的黄州，做团练副使。黄州地方有一陋习，就是家中的孩子一旦超过了两男一女，再生下的孩子，尤其是女孩就得扔进水里淹死。这种做法一来是因为生活贫穷，难以抚养，二来是由于重男轻女思想所致。这种骇人听闻的恶习令苏轼极为震惊，他一面给当地长官写信，建议官府下令严禁溺婴，一面和朋友一起出钱创办育婴院，养育弃婴，为社会的稳定和人民思想的解放作出了极大的贡献。
北宋后期政局更为腐败，官场倾陷成风。一些士大夫为了争权逐利，不讲操守，有的揣摩当局心意，曲意迎合。如苏轼被下狱时的宰相王圭在苏轼被捕后，为了讨好皇帝，硬说苏轼的《咏桧》诗对圣上有不臣意，连神宗皇帝都觉得太无根据。司马光被起用后，一些台谏官又都围着司马光转，看到苏轼同司马光有了分歧，便“逆探光意”（《杭州召还乞郡状》），对苏轼吹毛求疵。苏轼认为这种为了个人目的而不择手段做法是可耻的。他赞成个人要独立思考，不能随声附和、看风行事。“安能终老尘土下，俯仰随人如桔槔！”（《送李公恕赴阙》）这有力的诗句表明了他刚直的品操。对于上级乃至皇帝，他也反对阿谀逢迎。苏轼很崇敬老师欧阳修“以救时行道为贤，以犯颜纳谏为忠”（《居士集叙》）的高风亮节，他曾向朝廷提出：“臣闻圣之治天下也，宽猛相资，君臣之间，可否相济。若上之可，不可问其是非，下亦可之；上之所否，不问其曲直，下亦否之；……孔子所谓惟予言而莫予惟，足以丧邦者也！”（《辨试馆职策问札子》）
晚年时期，苏轼被一贬再贬，已是花甲之龄，他依然深深受着海南岛这块“蛮荒之地”，深爱着在此居住的黎民亲友，并尽可能把个人的心血浇铸在这片荒芜的土地上。他介绍先进的农耕方法，破除迷信，开凿井泉，散发药剂，提倡民族平等观念……高唱“余生欲老海南村”（《澄迈驿通潮阁》），在最后北还时甚至写出了“九死南荒吾不恨”的不朽名句。在这个中原文化波及不深的地方，苏轼创办乡学，亲自为当地学子授课，向朝廷大力推荐优秀人才，这些为当时还处于“文化沙漠”的海南带来了人文的气息，更为海南在日后的发展打下了坚实的基础，功不可没。
二、博大的胸襟
苏轼生活在社会矛盾极为尖锐的北宋时期，是一位乐天旷达的名士，他一生多次遭遇政治迫害，约近四十年中，几乎每隔两三年乃至几个月即“补外”或被贬逐一次。他虽成年颠沛流离，辗转奔波，踏遍了天南海北，一直过着逆旅过客、席不暇暖的流亡生活，但他却能安然处之，旷达乐观，随缘自适，这也是普通人难以达到的境界。他“平生傲忧患，久矣恬百怪”。（《十月十二日将至涡口五里所遇风留宿》）在出狱贬黄州团练副使时，他首先唱的是：“长江绕廓知鱼美，好竹连山觉笋香。逐客不防员外置。诗人例坐水曹郎？”（《初到黄州》）他觉得，诗人当这个水曹郎又有什么关系呢？大自然的恩赐是无私的，能让你处处尝到美味佳肴。紧接着，他筑雪堂，作《雪堂记》，通过主客问答的形式，表现了自己谪居之后做个快乐散人的处世态度。客告主人以散人之道曰：“夫禹之行水，庖丁快刀，避众碍而散其循者也。是故以至柔驰至刚，故石有时枥。以至刚遇至于柔，故未尝见全牛也。”文中表现的刚柔相济思想，乃是自古英雄成大业者所必备之修养。顺乎自然，以至柔弛而刚，苏轼就能达观地面对常人难以克服的政治灾难。
岭南自古贫瘠，被认为是瘴疠蛮荒之地。苏轼于晚年来到此地时，又高唱道：“日啖荔枝三百颗，不辞长作岭南人”（《食荔枝》）在惠州竟能天天啖食鲜荔枝，比起朝中要优越得多了。他晚年被贬到“天涯海角”的海南岛后，曾以戏谑的口吻说到：“恐北方君子闻之，争欲为东坡所为，求谪海南，分我此美也。”（《食蚝》）他乐天安命的旷达情感，是朝中龌龊之人所难理解和做到的。《定风波》应是最能反映其旷达态度的代表之作。
定风波
三月七日，沙湖道中遇雨。雨具先去，同行皆狼狈，余独不觉。已而遂晴，故作此。
莫听穿林打叶声，何妨吟啸且徐行。竹杖芒鞋轻胜马，谁怕？一蓑烟雨任平生。料峭春风吹酒醒，微冷，山头斜照却相迎。回首向来萧瑟处归去，也无风雨也无晴。
这首词写于苏轼被贬黄州的第二年。从词序所述情况来看，他们遇到的雨应该不小，这样一场突如其来的暴风雨，被词人“穿林打叶”四字轻轻带过，“莫听”、“何妨”更给人以意态潇洒、悠然信步之感。下句中的手拄竹杖、脚穿草鞋固然是沙湖道中遇雨的东坡居士形象，同时更是惨遭诬告流放黄州的词人自画像，他认为，“竹杖芒鞋”比达官贵人的骏马还要轻快自如，以形象且诗意的语言一下子就把眼前之实境描写放扩为整体人生态度的光辉写照。整个上片以实境写雨中，下片则写雨后并设想厄运之后再回首反思时的心态：料峭的春风伴着雨丝吹醒了诗人的醉意，他感到了几分冷意，突然，雨后天晴了，迎面而来的是落日山前，一夕晚照。等到再回首展望，当时咄咄逼人的风雨云烟，已为乌有，尤其是最后一句“也无风雨也无晴”更能使人品味到东坡特有的禅宗式顿悟。
三、真挚的情感
苏轼是一位具有旷世奇才的伟人，同时也是一位普通的凡人，有着常人所共有的情感。与古今圣贤相比，苏轼的情感更丰富，更能以人性化的特点征服每位读者，从而成为人们为人处事的一面镜子。
（1）亲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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