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6年第24期
孔子学者形象分析
作者：吴竹芸
一、学识渊博
说孔子是一位博学的人，这应该是不成问题的。孔子信而好古，对古代的知识尤为丰富，他熟悉古代的典章制度，对《诗》、《书》、《易》、礼、乐无一不通。《论语》中多次记有他对此的论说。《论语》中孔子多次提到《诗经》，他曾说：“诗三百，一言以蔽之，曰：‘思无邪。’”（《为政》）“关雎，乐而不淫，哀而不伤。”（《八佾》）“吾自卫反鲁，然后乐正，雅颂各得其所”（《子罕》）。由此可以看出，孔子于《诗经》是有相当研究的。同样的，他的音乐修养也是很深的，“子谓鲁大师乐，曰：‘乐其可知也：始作，翕如也；从之，纯如也，曒如也，绎如也，以成。’”“子谓韶，‘尽美矣，又尽善也。’谓武，‘尽美矣，未尽善也。’”（《八佾》）
实际上，《诗》、礼、乐一向是孔子教学的内容，孔子认为，大到社会，小到个人，《诗》、礼、乐都可以起到教化的作用。“子曰：‘兴于诗，立于礼，成于乐。’”（《泰伯》）孔子不仅熟知这些古代的典籍，而且往往能给出极为精到的点评。且从中可以看出，他曾对这些古代的典籍加以整理。据史料记载，孔子曾整理散乱的《诗》、《书》，修起废坏的礼、乐，晚年更序《易传》而作《春秋》，对中国文化史作出了杰出的贡献。
孔子一生好学不厌，在当时被看作是几乎无所不知的人。正因为如此，有许多与孔子同时代的人，包括当权者、名士都曾向孔子请教，且各种问题都有。孔子是鲁国人，鲁国的王公贵族几乎都向孔子请教问题。“定公问：‘一言而可以兴邦，有诸？’”（《子路》）“定公问：‘君使臣，臣事君，如之何？’” （《八佾》）“哀公问曰：‘何为民则服？’”（《为政》）“孟懿子问孝”“孟武伯问孝”（《为政》）“季康子问：‘使民敬，忠以劝，如之何？’”（《为政》）以上这些人都是鲁国的掌权者。当然，除了本国人，《论语》中也记载有别国当权者向孔子请教的例证。《颜渊》篇里就记载有“齐景公问政于孔子”，《卫灵公》里也记载有“卫灵公问陈于孔子”。而孔子对这些社会、人生、政治、礼仪、伦理道德等社会生活方方面面的问题的品评、理解与论断，就是他博学多识的最好证明。
孔子在很年轻的时候就以博学著称，不仅时人对他推崇备至，众弟子更是对他崇敬有加。其最得意的弟子颜渊曾说：“仰之弥高，钻之弥坚，瞻之在前，忽焉在后。”（《子罕》）这是对其师学问高深的由衷赞叹。从《论语》所见，孔门弟子“问学”于孔子者，有仁、礼、道、知、君子、士、成人、干禄等等，几乎无所不包。孔子皆无所不答，而更为难能可贵的是，孔子并非照本宣科，千篇一律，而是结合不同的时间、地点、人物而作不同的回答，足见孔子学问之渊博。
二、以学为乐
孔子博学多才并非“生而知之”（《述而》）或“固天纵之将圣”（《子罕》），而是刻苦学习所得。孔子的学识与其好学是分不开的。孔子自己曾坦诚地说：“我非生而知之者，好学，敏以求之者也。”（《述而》）这句话可以概括孔子一生求学的态度，也是他学识渊博的根本前提。
《论语》开篇就是孔子论述自己对待学习的态度，孔子说：“学而时习之，不亦悦乎！……”（《学而》）尽管孔子一生言行谨慎，对自己的评价也一向为谦虚，但惟独对自己“好学”这一点，孔子从不回避，且直言不讳，深引为自豪。孔子曾充满自信地说：“十室之邑，必有忠信如丘者焉，不如丘之好学也。”（《公冶长》）他也曾坦诚地说：“我非生而知之者，好古，敏而求之者也。”（《述而》）孔子何以能如此好学？我们只能说，学习对于孔子，是作为人生“不亦悦乎”的一件乐事来对待的。用我们现在的话说，兴趣是最好的动力。
孔子少年生活凄苦，夫子曾自述“吾少也贱”（《子罕》），按当时的家境和礼制，孔子虽“十有五而志于学”（《为政》），但他是不大可能接受当时只有贵族弟子才能接受的正规系统的高级教育的。那么孔子之渊博学识何处学来呢？关于这一问题，孔子的出色弟子子贡说得好：“夫子焉不学？而亦何常师之有？”（《子张》）。也就是说，孔子没有固定的老师。没有固定的老师，也就是人人都是他的老师了，这并非我们牵强附会，而是可以从《论语》里面找到根据的。“子曰：‘三人行，必有我师焉：择其善者而从之，其不善者而改之。’”（《述而》）任意三个人中，就必定有我的老师，别人身上的长处，向人家学习，别人身上的短处，用来反省自己。不但要学习别人好的方面，也要把别人的不足引以为戒。做到这一点，当然人人都是老师，人人身上都有值得学习的地方。孔子就是这样一路走来的。即便是成名之后，孔子也没有停止学习，他“入太庙，每事问”。（《八佾》）孔子就是这样不拘场合，不论身份，有可学的东西就学，有不明白的地方就问，时时“敏而好学”，处处“不耻下问”。且孔子把学习作为终生的事业，正所谓“活到老，学到老”。孔子曾说：“加我数年，五十以学《易》，可以无大过矣。”（《述而》）五十岁了还要学，而且想多活几年的目的竟然还是为了学习！学习对于孔子来说，始终是摆在第一位的，孔子曾对子路说过一段话：“好仁不好学，其蔽也愚；好知不好学，其蔽也荡；好信不好学，其蔽也贼；好直不好学，其蔽也绞；好勇不好学，其蔽也乱；好刚不好学，其蔽也狂。”（《阳货》）“仁”、“知”、“信”、“直”、“勇”、“刚”，都是孔子认为作为君子必备的品德，但这六种品德均需以“好学”为前提，假若不“好学”，这六种品德便失去了根基，反而会衍生出六种弊端。从这段话中，我们清楚地了解到孔子将学习摆在了他一生中何等重要的地位。
三、诚实自信
如果说好学成就了孔子的渊博学识，那么诚实则构成了孔子作为一个学者的整个人生实践的基础。尽管作为一名学者，孔子在十分年轻时就已经声名远播，且一直对自己的好学精神引为自豪。可作为一个人，一个具体的实实在在的人，孔子自有他的希望、理想及其烦恼、忧患，而且他的烦恼和忧患正寓于他的希望和理想之中。孔子学习的目的是修身，是希望成为一名君子。可孔子却说：“君子道者三，我无能焉。”（《宪问》）“文，莫吾犹人也，躬行君子，则吾未之有得。”（《述而》）“德之不修，学之不讲，闻义不能徙，不善不能改，是吾忧也。”（《述而》）在理想与忧虑之间，夫子毫不讳言“我无能”，这正是夫子的可爱之处。这绝非矫情造作的说法，而且不仅是自谦，更是一种内心的理性自觉与为人的诚实。诚如夫子对子路所说的“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为政》）孔子是一位诚实的学者，是一个很切实的人，从《论语》里可以看出，孔子决不说一句玄妙的话。“子不语怪，力，乱，神。”（《述而》）这些东西孔子为什么不说呢？因为它们本是一些虚无缥缈、不能界定、难以捕捉的对象，夫子自觉无法把握，也就是“不知”，所以他不说。这正是孔子作为学者切实的地方。其实，以孔子的学问，如果他要谈论这些问题，管你懂与不懂，管它真与不真，恐怕也可以说得你昏头转向，让你觉得高深莫测。可孔子毕竟是孔子，他从不做抽象空洞的说教，从不故作高深。这也是孔子被广泛地视为只是一位常识的道德说教家的缘故。殊不知，这正是作为一名学者难能可贵的平实。“吾有知乎？无知也。”（《子罕》）这是孔子的大实话。
可孔子作为一位诚实的学者，又自有其学者的自信与痴情。孔子视自己为古文化的承载者和传述者，并由此而自认具有某种天赋的神圣权力或超凡魅力。诚如我们上面谈到的，孔子固然诚实，可这诚实绝非矫揉造作，也非有意自谦，而是夫子发自内心地认为自己有不足之处，可这绝不代表孔子是一个妄自菲薄之人。相反地，他既能坦然承认自己的不足，也能丝毫不掩其自信。《论语》记载：“子欲居九夷，或曰：‘陋，如之何？’子曰：‘君子居之，何陋之有？’”（《子罕》）孔子认为，一个鄙陋的处所也会因为君子的到来而不再寒酸，这君子并非他人，而是指的夫子自己。不仅如此，而且他还坚信“德不孤，必有邻”。（《里仁》）一个有德行的人，即便是住在荒郊野外，也自然会有志同道合的人来和他做伴。这是何等的自信！这自信来自于对自身修行的肯定，也正因为这一份自信，才有了孔子在生命中屡遭迫害时的泰然自若。“子畏于匡，曰：‘文王既没，文不在兹乎？天之将丧斯文也，后死者不得与于斯文也；天之未丧斯文也，匡人其如予何？’”（《子罕》）这是发生在孔子一生中的一件意外事件。孔子路过匡，匡人误以为孔子是阳虎，因匡人曾受到阳虎的残害，于是囚禁了孔子，可孔子泰然以古文化的传承者自居。类似的事情在孔子的一生中不止一次，不过有时出于误会，有时出于必然。孔子有一次到曹国去，经过宋这个地方，与弟子们在大树下演习礼仪，宋司马桓魋欲杀孔子，就把那棵大树砍倒了。弟子们都叫孔子快速离去，可孔子却悠然地说：“天生德于予，桓魋其如予何？”（《述而》）这样的自信，是会让敌人望而生畏的。
无论是事出偶然，还是命中劫难，我们都可以看到孔子面对危难时的泰然自若。如果说“德不孤，必有邻”的自信来自于孔子对自身修行的肯定，那么这磨难中表现出来的自信，则来自于孔子对自己的角色期待。孔子自视为古文化的承载者，认为上天赋予他超凡的德行，他身上负有传播古文化的伟大使命，凡人是奈何不了他的。尽管这自信借助于旁力（想象中的旁力），可它仍然是基于孔子对自己学者这一角色的定位。
诚实和自信能如此完美地结合在一个人身上，而这自信又绝无自以为是的成分，这正是孔子非凡的个人魅力。“苟有用我者，斯月而已可也，三年有成。”（《子路》）这自信中又透出了王者的大气。
吴竹芸，华中师范大学文学院在读硕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