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6年第24期
曹禺戏剧的民族性
作者：曹 燕
（二）理想人格的民族化。
曹禺构建这种理想人格是基于对人性的深入发掘，对社会现实的透彻剖析之上的。如果除去“原始生命力”的非理性、非文明的因素后，这种敢爱敢恨率性追求生命本真的强者人格是能改变剧本所表现的国民的命运，能洗涤国民的灵魂，能给民族、国家带来变革的。无论是戏剧的背景年代，还是剧作创作的时代，中国人所面对的是封建主义思想的统治和帝国主义的威胁。历史证明：要摆脱受压迫的状况，只有采取武装反抗，显示生命的强健，才能有出路。从反封建的角度而言，构建理想人格必须具备彻底的摧枯拉朽的力量。“五四”时期打倒孔家店，推倒吃人历史的呐喊，正是时代需要的产物。中国人就应该抛弃自古就有中庸的思想，以“雷雨”般的气势，去劈开封建的壁垒，动摇封建思想根深蒂固的地位的。从反帝而言，追求自由的、强悍生命力更为重要。中国人要用“雷雨”般的气势，彻底改变得过且过的态度；用摧枯拉朽的“雷电”精神，激发人们的斗志，使之成为中国人精神的动力，成为改变现实的力量之源。因而曹禺才在他的戏剧中思考、建构中国人新的人格精神、生存形态——除去了非文明、非理性的，并能够显示真实生命本原。仇虎体格上的强大和生命力的强悍，花金子强大的生命活力与坚定的意志力，丁大夫的激情，梁专员蕴藏着的丰富精力，愫方追求理想的义无返顾等等，这种主体强力是他对民族化的理想人格努力探索的理想表达。
（三）理想人格的意义。
曹禺针对中国病态的社会、异化的国民而探索出的适宜中国人生存发展的人格精神，它在洗涤国民劣根性、振新民族精神上对中华民族有着现实意义。
曹禺民族化的理想人格从三个方面阐述了振新民族精神的愿望和意义。第一，理想人格的真实既是对传统虚伪人性的批判，又是对国民劣根性的洗涤。虚伪是整个礼教结下的孽果，繁琐的礼教法规把人性的真实扼杀。曹禺剧作塑造了一个又一个礼教的产物。他们在“文明”的面纱下，变得虚伪世故圆滑。礼教的繁文缛节使人陷入敷衍和应酬之中，“瞒”和“骗”已成为普遍的生活态度，生命的真实欲望，情感的自由宣泄被压抑了。生活如死水一潭，毫无生气。因此，以真实的生命态度来创造矫饰的人性，就具有明确的针对性。第二，理想人格的强悍是对传统尚柔无争人性思想的反叛。中国传统人性是尚柔，鼓吹无为无争的。虽说它锻造了中国人的宽容与忍耐，但实际上，这些思想与政治相融合，变成了一种教化工具，教会人如何顺天应命甘心做奴隶。这就是中国人受多重压迫，仍能很满足的活着的原因。作者就希望以强悍的生命，来重振中国人的精神，让人重新站起来生活。第三，理想人格的“疯狂”是对中庸人格的有力冲击。蘩漪的报复是疯狂的，仇虎也是。在他们身上，没有折中敷衍和妥协。“中庸”思想有着自己的可取之处，但在人的生活中，它往往成为妥协敷衍的理论借口，使中国人的性情总喜欢调和，养成没有自我坚定的主张，做的只是想的一半。因而要想进行和平的改革，你就必须先提出激进的主张，因为中国人会折中。
作者所憧憬的理想人格反映了时代变革的需要，尽管存在这样那样的局限，但其在改良民族性，追求理想人性上的思想启蒙作用是具有民族价值的。正如新文化运动对传统文化进行矫枉过正的批判，但人们从未否决它的思想启蒙作用。他们犯的不是“质”上的错误，而是“量”上的不当。
综上所述，曹禺在自己的话剧殿堂里触摸民族的灵魂，追索人的生命存在的奥秘，建构民族化的理想人格。他的成功，在于他对中外戏剧艺术的融汇、超越，做到你中有我，我中有你。一个作家，只有对本民族文化享有根植其间的位置，才能在汲取外来养分进行再创造的过程中不丧失自我，才能打造出更高的艺术形态。这位戏剧大师在实现话剧民族化方面给后人提供了丰富、宝贵的经验。
参考文献：
[1]何锡章《“雷雨原野中的北京人”》
[2]马俊山《曹禺：历史的突进与回旋》
[3]焦尚志《金线和衣裳——曹禺与外国戏剧》
[4]潘克明《曹禺研究五十年》
[5]丁捷《中国文化与人生》
曹燕，华中师范大学文学院中文教育硕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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