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6年第24期
以月与酒为视角解读李白与苏轼
作者：郑华荣
“李白斗酒诗百篇，长安市上酒家眠。天子呼来不上船，自称臣是酒中仙。”（杜甫《饮中八仙歌》）仅寥寥数语，我们就不难想象出一个谪仙人狂放不羁、戏谑万乘的形象。而其形成正是由李白所处的盛唐时代的阔大气象所致。唐玄宗前期较开明，礼贤纳士，社会从整体上都高扬一种旺盛的生命力和不衰的激情。因此，世人，尤其是文人就容易被培养出积极入世、重视世俗功名的思想。所以李白是以诗人的心灵去构想现实，又以过于执着的世俗追求不断伤害着超俗的自己，李白因而要醉酒。
而苏轼呢，是生活在中国封建帝国走过了繁花似锦的春天而进入了萧瑟秋天的时代，没有了金戈铁马、开疆拓土的豪气，整个帝国笼罩着一派“千嶂里，长烟落日孤城闭”的沉沉暮气，苏轼宦途坎坷，最终被远逐蛮荒，他必须在忧患无穷的苦海中寻找乐趣，使痛苦得以消解。所以他一方面想积极入世，成就一番事业，另一方面，又想遗世独立，自足自悦。外在环境使两者都无法实现，既不能兼容天下，又不能忘怀天下，苏轼也要醉酒。没有谁的醉完全丧失了理性，相反，都是带着痛苦与矛盾的心绪步入“醉乡”，得到暂时的麻醉和安抚之后又重返“苦境”。
不同的是，李白之苦更多的来自于自我，所以他在现实中无法实现理想，就把理想人格彻底地投注或寄寓在他的作品中，他以艺术创作的方式使自己的生命在艺术里得到了延伸，并使致命的痛苦得以缓解的释放。他以艺术为中介，在生命与痛苦之间设置了一道距离，消除了痛苦的意味，并使其在艺术中的表现成为无与伦比的美。后人追念李白更多的不是其人，而是其作品，是其“敏捷诗千首，飘零酒一杯”（杜甫《不见》）的艺术人格。
苏轼之苦则更多的来自于外界，所以他要舍弃尘世的桎梏，获得精神心灵的自由。随时体察处世经验，总结人生，是东坡寻求灵魂拯救的常用思辩方法，而求诸内心又是他习惯性的思维方式。他能够自解自慰，在内心的平和中体察人世，总结人生，以此来对抗现实苦难，寻求灵魂拯救。他在诗文中经常写到那种“安心”的境界，如：“因病得闲殊不恶，安心是药更无方。”“只从半夜安心后，失却当年觉痛人。”文章《大悲阁记》也写到了这种心境。在苏轼看来，人生罪福苦乐，都决定于一念之间，应物处事只决定于主观的认识与态度。这虽然是一种自我心理安慰，但又表现为一种不以物喜、不以己悲的超脱情怀。苏轼看到了历史纷争，人间劫夺，瞬息万变，一切都如过眼烟云，因而他表示要斩断迷念，心无所住，也就是不胶着迷恋于现实事物。他认为不论世事如何变化，只要自己在认识上都能适应，那么就会安时处顺，无所执着了。在这样的心情之下，流贬的痛苦不以为意，也就宠辱不惊，处险若夷了。难能可贵的是，东坡超然、洒脱的人生态度与儒家用世思想相互为用，则处危难间不惧不馁，而一有机遇又能坚持理想，奋斗不已。即使到了晚年，诗文中亦不见衰惫之气。
在生命困境中，苏轼显示出了生存智慧；在与外界的抗争中，苏轼展示着独有的气度、识见和与众不同的生命价值取向——珍惜生命，直面灾难，与社会黑暗势力灵活周旋，追求“全身远害”的人生境界。正因为这样，苏轼后来在北宋激烈的党争中，虽屡遭贬黜，历经坎坷，但始终不丧失气节又保存了生命，并且在困苦屈辱中做了不少利国惠民之事。后人在为苏轼的艺术才华击节时，提及更多的是他的人格精神。
从乐饮到酒醒后是艺术与人格的升华，李白、苏轼消解痛苦的具体方式虽有所不同，但我们不能妄加断定他们二者的醉与痛的价值高低或意义大小，因为他们的醉与痛在各自的时代里、在整个文化发展史上都有着深刻的意义和同等的价值。
孤傲不可能躲避心灵对世俗必然的依恋，高贵的人格也无法超越现实的存在。
再说月，李白很喜欢月亮，在《李太白全集》中写月的诗篇数不胜数，“月下飞天镜，云生结海楼”、“举杯邀明月，对影成三人”这些诗句流传千年而渗入中国人的血脉；而苏轼的名句“明月几时有？把酒问青天”、“举匏樽而遨游，抱明月而长终”到今天仍在人们心中回响。当然，泛而言之，中国诗人对月亮的钟情从《诗经》时代就开始了，影响之深远，别的意象鲜能比肩。有的文化学家认为对月的崇拜是对母系文明的追求与回归：世界是无序的痛苦的不可把握的充满着血腥的，而明月却是宁静的安详的永恒的和平的，像母亲温暖的怀抱，安抚着人类在红尘挣扎中不堪重负的疲惫灵魂，她代表着一种超脱的生活态度和洒脱的哲理旨趣，“举杯邀明月，对影成三人”，明月是李白孤独人生的唯一知音；“举匏樽而遨游，抱明月而长终”，明月是苏轼想象中长眠的家园。在时间上具有永恒性的明月启迪着诗人的宇宙意识，在空间上具有广延性的月光弥散着家园的温馨气息。诗人在明月的温柔启示之下，捕捉到了生命至纯至真的光华，有限的悲苦的人生被广博的冲和的明月收容，两颗被现实放逐而辗转流浪的诗人之心也终于找到了安息之所。
两位文豪不但喜欢明月，而且喜欢在月下喝酒。月下独酌，有无聊苦闷的一面，也有潇洒豁达的一面。这种潇洒豁达表现在历经宦海沉浮之后，最终指向道家生命哲学，寻找回归自然的生活方式。诗人在政治理想和人格理想发生尖锐冲突的时候，毅然地皈依了自己的人格理想，不懈地追求精神自由，回归生命至情至美的本真。当然这种放弃政治理想之后的豁达颇有些自欺欺人的苦涩味道：因为不合流俗的人格选择必须在流俗之中才能彰显其意义，所以李白也好，苏轼也罢，他们可以超俗，可以洒脱，可以看透，但骨子里却不可能看得透。
李白一生怀才不遇，由于他的理想在现实生活中无法实现，因此，经常突发浪漫主义的奇想，把人生的舞台跟天上的仙境搭建在一起，以此来抒发自己的情感，表达自己的理想，也表现了他豪放的特点。在他写月的诗篇里，更能体现这一特点的是他的《把酒问月》。
诗人苏轼也有不少写月的诗词。他的《水调歌头》与李白的《把酒问月》有异曲同工之妙。这两首诗的开头，都是问月，李白是“停杯自问”，苏轼则直接“把酒问青天”，一个问得深沉，含蓄；一个问得率真，豪迈。在结尾处李白是：“唯愿当歌对酒时，月光长照金樽里”，究竟是看透人生，劝自己要即时行乐，还是悟透人生，劝人们珍惜光阴？恐怕不同的人，不同的境遇，不同的心态，一定会从中品出不同的味儿来。苏轼则“但愿人长久，千里共婵娟”，他在现实中为自己找到了出路。亲人虽相隔千里，不能欢聚，但只要“长久，平安，”就能在这美好的月夜，享受到亲情的慰藉与温暖。这两句诗表现了作者旷达的心胸，高远的境界和美好的情怀，读来荡气回肠，至情至理，感人颇深。虽同属豪放一脉，可见李白和苏轼的同中之异。他们在面对现实生活时，李白经常任想象的翅膀在广袤的时空里自由地飞翔，自己的精神和思想经常超脱于尘世之外；而苏轼虽富有浪漫的想象，但却不超脱现实，脚始终踏在地上，显得拿得起放得下，洒脱自如，游刃有余。
综上所述，太白、东坡虽同属豪放一脉，但李白重在“豪”，豪气奔涌，他用人格本身来超越现实；苏轼则重在“放”，放旷豁达，他用韧性来超越现实。李白是一个绝世天才来到人间，注定是一个悲剧，他的烦恼是天才本身的烦恼；苏轼是一个凡人，只是得到了几分灵气。
郑华荣，华中师范大学文学院中文教育硕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