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7年第1期

鲁迅乡土小说的国民性特征

作者：莫　莉

　　鲁迅先生有一些小说，虽然从人物形象的塑造和理念的深厚精警方面，或从抒情气氛的营造方面，不及《阿Q正传》、《狂人日记》、《孤独者》和《在酒楼上》那么出色，但它们在展示“老中国”或者叫“乡土中国”的社会文化“生态”方面却是最为出色的。这些小说，大一点说可以包括《故乡》、《社戏》、《药》、《祝福》、《孔乙己》、《明天》、《长明灯》《风波》、《离婚》等（虽然它们发生的地点已不是完全的农村，但与农村或具有紧密的联系，或就是乡土化的小镇）。在这些小说中，作者大多以写实、冷静，或微带悲怜或微带讽刺的笔调展示了一幅幅乡村生活的真实图画。这些小说的主要特点，就是以冷静写实的方式，表现了乡土中国社会文化生态。在这种社会文化生态的展示中，包含的主要是一些冷漠、落后、愚昧、麻木、势利等等病态的因素（似乎只有《社戏》例外）。也就是说，鲁迅的这些所谓“乡土小说”，所走的仍然是《阿Q正传》的路子：即揭示或暴露乡土中国的一些病态的“国民性”特征。结合语文教材中出现的鲁迅的一些乡土小说，如《故乡》、《孔乙己》、《药》、《祝福》等，笔者通过对人物形象的分析将对其中揭示的国民性问题作一点简要的探讨。
　　许多教师在分析《故乡》中的人物形象时往往把闰土作为中心人物来分析，而忽视了杨二嫂这个很重要的人物形象。实际上，闰土与杨二嫂并不是两个毫不相干的人物，他们代表的是一类人，一类冷漠的国民，这便是他们的共性。鲁迅是要通过他们来反映生活在社会下层的人们同样的冷漠，这种冷漠已深深地浸在众多中国人的骨子里，而这只是国民性特征的一个方面。闰土的冷漠在于见到了二十年后才重逢的“我”，居然没有一点激情和兴奋，只是像一尊木偶一样：“他站住了，脸上现出欢喜和凄凉的神情；动着嘴唇，却没有作声。他的态度终于恭敬起来了，分明的叫道‘老爷！……’”如果闰土是惧于与“我”的身份等级之别而表现出来的害怕、畏缩而无话可说，也许是一种解释。可对于儿时玩的那么要好的伙伴，在久别重逢之后怎么反映会如此平淡呢？难道闰土真的忘记了吗？如果是这样，闰土怎么还清醒地叫出一声让“我”感到极其陌生的“老爷！……”？这难道不是闰土的冷漠、愚昧、无聊么？也正是这种冷漠，让“我”感到“我们之间已经隔了一层可悲的厚壁了。我也说不出话来。”在这里，“我”的情感正如文章开头所提到的那样是“悲凉”的，这种“悲凉”少不了来自闰土的冷漠。
　　杨二嫂的冷漠在于见到“我”之后表现出来的忽冷忽热的态度。听说“我”回乡了，以为发了财，便跑来捞便宜，一句“不认识了么？我还抱过你咧！”好像她是“我”的大恩人一样，现在“我”条件好了天经地义应报答她的恩惠。而对“我”一联串的“轰炸”：“忘了。这真是贵人眼高……”，“迅哥儿，你阔了，搬动又笨重，你还要什么这些破烂木器，让我拿去吧。我们小户人家，用得着。”“啊呀呀，你放了道台乐。还说不阔？你现在有三房姨太太；出门便是八抬的大轿，还说不阔？”“阿呀阿呀，真是愈有钱，便愈是一毫不肯放松，便愈有钱……”最终使“我”“闭了口，默默地站着。”杨二嫂对“我”的冷漠是有区别的。当以为“我”阔了便要捞好处，得知“我”实际没好处可捞时，便用尖酸、刻薄的语言来挖苦，不但如此，走时还要“顺便将我母亲的一副手套塞在裤腰里”。杨二嫂的冷漠与她的势利、爱贪小便宜是紧密联系在一起的。而闰土与杨二嫂的不同也许就表现在闰土少了杨二嫂那样的势利，可却多了杨二嫂一分愚昧与无聊。
　　《孔乙己》中作者对国民所反映出来的冷漠、愚昧、麻木、无聊以及势利在孔乙己、酒店掌柜、酒店的伙计“我”及众酒客身上都有所表现。教师在以往的教学中可能更多的是关注孔乙己这个人物形象，而少对其中的一个不可忽视的人物，即酒店伙计“我”的分析。众所周知，在《孔乙己》中，孔乙己这个人的确是愚昧的，甚至还有些迂腐，这主要表现在他对酒店掌柜及众酒客的奚落、调戏、嘲讽装作不知道，没有任何反应地充当众人的笑料。直到他的两条腿被打断时，掌柜没有丝毫同情地仍在取笑，孔乙己才冒出几个字：“不要取笑！”孔乙己的愚昧、麻木还表现在手头有了一点钱就只会到酒店喝酒，并且没钱也总要赊账喝。酒店的掌柜与众酒客的愚昧、麻木在于他们只把孔乙己当作自己无聊了引起开心的笑料，对孔乙己的遭遇没有丝毫的同情心，甚至根本不把孔乙己当人看，孔乙己的存在与任何人都无关。人们只知道在无聊之余在酒店里喝酒，孔乙己会带给他们解闷的笑料。以至于在孔乙己快要消失的时候，人们找不到笑料才意识到孔乙己是很久没有出现在酒店了。酒店的掌柜记得的不是孔乙己其人，而是孔乙己所欠的酒钱。酒店的小伙计“我”尽管没有参与到嘲笑孔乙己的事件中来，但“我”作为一个了解酒店所有发生的事的人，对众人嘲笑孔乙己却无关痛痒，并且没有表现出同情心。就算在最后孔乙己被打断腿用手走来酒店时，“我温了九酒，端出去，放在门槛上”的仅有的良知也不足以说明“我”对孔乙己怀有同情之心。事实上，“我”成了众人扼杀孔乙己的帮凶。因为在“我”内心深处，孔乙己低贱的身份是不配博得同情地。所以，当孔乙己要考“我”关于茴香豆的茴字怎么写时，“我”认为：“讨饭一样的人，也配考我么？便回过脸去，不在理会。”而在终于没再见到孔乙己时，也只是猜想“大约孔乙己的确死了”。自始至终，“我”没有发表任何言论，没有理会众人，更没有理会孔乙己，“我”在文章中表现得是如此的冷静与冷漠。但在这种冷静与冷漠的背后，我们看到的却是另一种自私、愚昧、麻木，这种人除了对自己还有所关注外，对周围发生的一切都无关痛痒。
　　通过以上对鲁迅的“乡土小说”，主要是《故乡》及《孔乙己》中的人物形象的简要分析，我们可以看到，这些小说中的人物都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就是都表现出一种冷漠、愚昧、麻木、实利的特性，这也就是鲁迅要揭示的国民性特征。教师在进行教学时，如果能从“国民性”的问题上来解读鲁迅的小说，尤其是在中学教材中出现的几篇“乡土小说”，那么在引导学生进行人物形象的分析时就不怕没有深度与厚重感了。当然，我们应该明确的是，并不是鲁迅的所有小说都是探讨国民性问题的，但我们至少应该有一种对鲁迅小说的敏感，知道从哪些角度或者哪些方面来解读鲁迅的小说。
　　莫莉，云南曲靖师范学院初等教育系教师，主要从事语文学科教学论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