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7年第1期
浅论陶渊明的悲剧人生
作者：张 斌
三、“天命苟如此”——响彻宇宙的一声嗟叹
在陶渊明的诗文中，除了任真自然的本性以外，还流露出一种乐天知命的宿命思想。所谓乐天知命，就是安于现状，承认既存的一切都是合理的，否定任何改变现状的历史创举，这无异于说统治阶级永享荣华富贵。奴隶世世代代作牛作马，都是天经地义的，不容置疑，更不许改变。陶渊明在这一点上，虽不像前面所说的那样绝对、消极，何况早年的他还有一股热情进取的自信力。但到后来，他面对情伪万端的现实，他感到茫然，只能向所谓的天命求得最终的答案。“命”、“运”、“天命”、“天运”这些词在陶渊明的作品中多次出现。天命的运动他又称为“化迁”，服从命运的安排叫做“凭化迁”，叫做“委运”。下面我就结合他的作品及其人生经历来谈谈这种思想对其人生悲剧意义的深远影响。
就作官和归隐而言，他认为，归隐只是“世与我而相违”时的做法，并不是唯一的选择。即使在自己并不愿意的情况下，如果不得已，也只好出仕，服从命运的安排。当陶渊明寄身于刘裕部下时，他在诗中说：“聊且凭化迁，终返班生庐”，可见他很不情愿为刘裕效劳，但既然命运做出了这样的安排，他并不做激烈的抗拒，可以敷衍一下，行为物役而神气不变就是了。后来，尽管陶渊明对于世事并没有遗忘和冷淡，但强大的天命论思想帮助他克服了种种内心的骚动和不平。所以，当他归隐时又说：“聊乘化以归尽，乐乎天命复奚疑”，可见他是极端相信天命的。由此，我们可以看到陶渊明无论作官还是归隐，都陷入极端的迷惘和痛楚的焦灼之中，一个人不能按自己的性情去做自己想做的事情，寄人篱下，蝇营狗苟，这难道不是人生的一大悲剧吗？正如《列子·力命》提出的“非物非我，皆命也”，当行为物役、抱负不得伸展之时，乐天知命便是诗人唯一能够慰藉自己心灵的一剂良药，但其中所掺和的血与泪又有谁能够知情了呢？
另外，陶渊明嗜酒如命，酒成为他人生中不可或缺的伴侣，尤其是当自己的抱负难以伸展时，饮酒便成为他生活中一大乐事。在他的作品中，饮酒诗占据相当多的数量，有人怀疑陶渊明的诗篇篇有酒。正因为如此，陶渊明才能在他的诗中尽情地宣泄积郁内心的惆怅与不满，才能尽情地沐浴在大自然的迤俪和静美之中。但同时，我们从诗文中可以看到，陶渊明的内心始终深受痛苦的煎熬，人生的不如意、生活的艰辛、亲人的离去、子女的无能，这一切都让他感到无助，尤其让陶渊明揪心的是他的五个儿子，都不中用：“阿舒已二八，懒惰故无匹。阿宣行志学，而不爱文术。雍端年十三，不识六与七。通子垂九龄，但觅梨与栗”，这些在现在医学看来，与他本人嗜酒如命有着必然的联系，但陶渊明对此只能认命，他曾叹气说：“天命苟如此，且进杯中物”。于是他长期借酒来麻醉自己，以求心灵上片刻的宁静和一时的解脱，然而酒醒之后又回归到污浊黑暗的世俗社会，对此，他无奈，只能对着茫茫苍天发出一声旷远持久的嗟叹！
陶渊明的天命思想在生死方面也有充分的体现。陶渊明的身体一向不好，“本既不丰”，再加上长期过着清贫的生活而又饮酒过度，所以到五十岁就急剧衰老，不久又发生晋宋易代的大变动，于是他在诗文中常常提到“死”。如他在50岁时得了一场大病，从此“气力渐衰损，转觉日不如”，于是留下一份遗嘱《与子俨等疏》，以表达对孩子们的疼爱。在这篇文章中，诗人感慨万千，写下了这样的话：“子夏有言：‘死生有命，富贵在天’，四友之人，亲受音旨。发斯谈者，将非穷达不可妄求，寿夭永无外请故耶？”他认为子夏的话正是“穷达不可妄求，寿夭永无外请”的意思。因为，穷达、寿夭这类人生大事早已由天命注定，任何妄求、外请都无济于事。但陶渊明和所有人一样，不免有生之留恋，所以他曾想托青鸟向西王母进言“在世无所需，唯酒与长年”。他还曾服长生药，练长生功；虽然他明明知道“自古皆有没，万岁如平常”。但是在明白了生命的这种“老少同一死，贤愚无复数”、“千年不复朝，贤达无奈何”的不可改变性后，诗人产生了“知其不可为而为之”的思想，尤其当死亡真正降临时，据他的老朋友颜延之说，诗人“视死如归，临凶若吉”。
陶渊明正是有了这种根深蒂固、化为自己血肉的天命论思想，才使得他处变而不惊，始终保持内心的平衡；始终以一个隐者的身份观照周围的世态人情；始终保持自己傲岸的身姿，不与世俗同流合污。但是，这种消极怠世的思想，又为陶渊明本人的人生蒙上了一层后人永远也无法理解的悲剧色彩。
张斌，甘肃通渭县北城乡石关中学教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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