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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威先生》的讽刺艺术
作者：王艳玲 张慧全
小说的主人公华威先生，是抗战初期混进抗日队伍中的官僚与党棍形象。他整天忙碌，却从未干过一件具体的实事儿。他到处开会，宣扬一切抗日团体和群众要“认定一个领导中心”，实际就是鼓吹一切听从国民党蒋介石的指挥。他打着抗日的旗号，到处监视人民群众的抗日爱国活动,极力将各个抗日团体的领导权抓在手中，甚至连与他风马牛不相及的妇女组织——战时保婴会也不放过。对于反对国民党片面抗战的团体组织，他凶相毕露，威胁、恐吓，甚至宣布“非法”。所以，从国民党顽固派的假抗日真反共的面目来讲，《华威先生》可以说是一篇揭露深刻、嘲讽辛辣的力作。而张天翼的讽刺艺术也从此达到炉火纯青的地步。
没有曲折离奇的情节，没有激烈的矛盾冲突，甚至没有一个完整的故事情节，仅仅写了华威先生的几个生活片段，小说就如磁石一般吸引着读者，让人读起来放不下；人物鲜明深刻，栩栩如生，这一切都应归功于小说高超的讽刺艺术。
小说高超的讽刺艺术主要表现在如下几个方面。
一、通过鲜明的对比，达到绝妙的讽刺效果。
这种鲜明的对比体现在多个方面。
首先，优雅的风度与发火失态的对比。
华威先生是具有十足的绅士风度的。你看他“永远夹着他的公文皮包”，“永远带着他那根老粗老粗的黑油油的手杖。左手无名指上还带着结婚戒指”，他抽雪茄烟，“拿着雪茄烟的时候就叫无名指微微地弯着，而小指翘得高高的，构成一朵兰花的图样”。他多么注重仪表和形象；对他的夫人，他张口“我太太”，闭口“密斯黄”，又是多么的文明和现代；开会时，他总是“拍几下手板”，显得很有领导的风度，优雅高贵。但是，当他没能参加战时保婴会时，他则一反优雅的姿态，“打听、调查”，开始逼问、威胁、恐吓，直至成为战时保婴会的委员；当他没能参加日本问题座谈会时，他“猛地跳起来”，“瞪着眼”又开始恐吓威胁，最后，撕下文明的面纱，出口谩骂“混蛋”“妈的”。原来，他优雅的仪表和风度只是故作姿态，装出来唬人的，一旦有一点点威胁到他所谓的领导地位的风吹草动，他就会丑态毕露、歇斯底里、毫无风度，甚至丧失起码的人格和尊严。
其次，自身言行的对比。
小说开头写“我”与华威先生是亲戚，“我”尊敬地称他为“华威先生”，他立刻就显出一幅谦虚的样子，心甘情愿地屈尊降为“威弟”或“阿威”。但谦虚仅此而已，随即开始自我吹嘘：刘主任“硬叫”他修改县长公余工作方案，“三点钟又还有一个集会”，“王委员又打了三个电报来”“硬要”他到汉口去一趟，“全省文化界抗敌总会又成立了”，“一切抗战工作都要领导起来才行”。开口一个“硬叫”，闭口一个“硬要”，左一个“又”，右一个“又”，不外乎想借此表明两点：一是与他交往的人物都是上层重要人物；二是他多么重要，作用不凡，一切都离不开他，都要他来领导。他这种自吹自擂，自命不凡，假谦虚、真自负的面具，经作者通过对比描写的轻轻一点，立刻掉在了地上。
他在“难民救济会”上的可笑表演，更具讽刺意味。
他迟到了，这已成为惯例。但他却“态度很庄严，用种从容的步子走进去”，与先前的“匆忙”和“紧张”，形成鲜明的对比；本已迟到了却“在门口稍微停了一会儿”，好让大家“把他看个清楚”，以显示他的重要；并且“还点点头”，但“眼睛并不对着谁”，一副自命不凡、居高临下的尊容,派头十足，态度傲慢。对这个会议，他自称是“不能当主席”,却凌驾于主席之上。主席报告时，他在那里刮洋火点烟，然后大声插话让主席在两分钟之内报告完。当他看着表，刮了两分钟洋火之后，对“主席摆摆手”，粗暴地打断了他的讲话，然后未经允许，自己发表起意见来。他自称“时间是宝贵的”，却边刮洋火，边吸烟，絮絮叨叨地讲了一大篇。他都讲了什么呢？两点：一是你们要努力工作，二是青年工作人员要认定一个领导中心。“一个领导中心”就重复了三次。作者在这里使用重复的方法，意在揭露华威先生极其险恶的用心的同时，也讽刺了他讲话罗索、没有实际内容和演讲水平。当他询问主席有困难没有时，还没等对方把话说完，马上又说“我没有多余的时间来谈这件事”。可见，他询问是假，装样子是真。他说“我知道我知道”其实他什么也不知道，他不想介入任何实际问题中，只讲空话，不干实事，只装腔作势，沽名钓誉。
华威先生整天叫喊自己太忙，抗日的工作太多了。挂在口头上的话是“总是没有时间”，“恨不得取消晚上睡觉的制度”，“希望一天不止二十四小时”，他对别人的教诲也是“我们的时间是宝贵的”，而他的太太也在时时为他诉苦：“工作这么多，连吃饭的工夫都没有”。真是夫唱妇随。但实际上，他除了不停地参加会议，在会上发表他的不着边际、空洞无物的两点意见，到处干扰别人的正常工作、耽误别人的宝贵时间之外，就是在会场上与小胡子之类的人物议论他的喝酒经历。这就是他忙的内容——每天不是别人请他吃饭，就是他请别人吃饭。
作者有意通过人物言行的巨大反差，来揭示人物形象的个性特征与内心世界，对人物不加一点评议，而是把强烈的情绪、鲜明的讽刺蕴含在文字深处，从而达到“不着一字，尽得风流”的淋漓境界。
再次，不同场合不同态度与表现的对比。
“难民救济会”只是个普通的群众组织，所以华威先生在进入会场时表现得很庄严，态度很高傲。而到了“文化界抗敌总会”，除了迟到、早退、发表意见之外，他立刻换了另一种态度，另一副嘴脸：脸上堆满了笑容，对每个人点头，一再表示“对不住得很”。他不再刮洋火吸烟，也不再“摆摆手”粗暴地打断别人的发言，而是“拿出一张纸条,写几个字递给了主席”，征得主席的同意后，才“点点头站起来”。说话时先尊称“主席”、“各位先生”，再谦称自己是“兄弟”，并且“腰板微微地一弯”。完全是不同的态度与表现。因为他十分清楚，这个“文化界抗敌总会”，到会人员都是上层人物，他不敢造次与轻狂。傲气收敛，足见其欺下媚上的本质。
作者就是通过不同场合中人物的不同态度、不同表现的鲜明对比，在看似漫不经心的描写中，体现出实际上的巧妙构思，达到讽刺与揭露的效果。
二、通过细节描写，进行漫画式的夸张，达到讽刺效果。
文章开头，关于华威先生的描写，就是一段生动活泼的细节描写。作者就是通过这种漫画式的简笔勾勒，适度的夸张，使人物虚伪做作的形象生动地表现出来：公文包“永远夹着”，既显示了他上层人物的身份，也表示了他是个包不离手的“忙”人，更能唬人为自己壮胆；年纪不大却带着手杖，既写出了人物官气十足,不可一世的老爷架子,又有一种装出来的威严，让人发笑；戴结婚戒指，吸雪茄烟，说明他过着养尊处优的生活；更加妙不可言的是，他拿烟时翘起小指构成兰花图样的形象。这种描写，不仅给人以强烈的视觉感受，且寓意深刻：当时正是抗战的危急时刻，总是叫喊没有时间，终日奔忙的他，却有如此闲情逸致，故作高雅，装成女性的温柔秀丽来获人青睐，岂不发人深省？
典型的细节描写还有很多，比如写华威先生的包车：是全城跑得最快的，脚踏铃不停地响着，黄包车立刻往左边躲开，小推车马上打斜，担子很快地让到路边，行人赶快躲避到两旁的店铺里。就是这漫画式的夸张，凸显出这位国民党官僚真是八面威风，与他后来到会时的从容形成对比，对他所谓的“忙”，进行了辛辣的讽刺与揭露。华威先生着急赶时间时：“眉毛皱着，嘴角使劲撮着，好像他把全身的精力都要敛到脸上似的”；他到会时，在门口下车“总得顺便把踏铃踏它一下：叮”；“他态度庄严，用种从容的步子走进去，在门口还稍微停一会儿”，他还点点头，眼睛并不对着谁，只看着天花板”；他微笑时：“脸上的肌肉耸动了一下”；他愤怒时：“咬着牙，嘴唇在颤抖着”；他开会时不停地看表、刮洋火、吸烟；不耐烦时“摆摆手”“拍手板”；发火谩骂时“嘴巴痛苦地抽得歪着”等等，无一不是一幅幅精彩的讽刺漫画，清晰地展现在读者面前。这些细节描写是漫画似地勾勒加上适度的夸张，讽刺辛辣又不动声色，平静的描写蕴含深刻的褒贬。让人感到自然天成，天衣无缝。
王艳玲，张慧全，河北秦皇岛外国语职业学院教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