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7年第4期
论迟子建的小说创作
作者：刘玉有
迟子建秉承和穿越了同为东北女作家萧红的创作，并指向另一片广阔的艺术天地，其小说创作运用多种艺术元素，凸显出作家别具一格的思想意蕴和价值取向。
一、小说创作中的独特艺术视角——童年视角
视角，作为一个叙事学中广泛应用的重要概念，它是作家通过具体文本看待外部世界和展示内心世界的特殊角度和方式。托多洛夫指出：“构成故事环境的各种事实从来不是‘以它自身’出现，而总是根据某种眼光，某处观察点出现在我们面前。……视点问题是具有头等重要确实是事实。”[1]追溯上个世纪中国小说史，采用童年视角作为展开叙述的方式是一种惯用的艺术手法。从鲁迅《孔乙己》开始下承废名的《桃园》皆是优秀之作。在新时期的作家中采用儿童或少年视角叙事更是不绝如缕，何立伟《白色鸟》、莫言的《透明的红萝卜》、王朔的《动物凶猛》、余华的《在细雨中呼喊》等等，而“新写实”的代表人物方方更是以一个刚出生不久就去世的婴儿的眼光为叙事视角写成了那篇著名的《风景》，更加透露出人性的丑恶。在叙事作品中“叙事视点不是作为一种传送情节给读者的附属物后加上去的，相反，在绝大多数现代叙事作品中，正是叙事视点创造了兴趣、冲动、悬念、乃至情节本身。”[2]可以说叙述视角的独特性为小说艺术的成功注入了活力。
迟子建在小说叙事策略的选取与意义表达上延续了儿童或者少年的叙述角度，以此作为切入现实世界的依据，体现了她在一种纯真心理状态下对于生命的体认。同时，她又以女性特有的心智结构以及女性与生俱来的母性通过对日常细碎事物的描摹，在对自然诗意生命本能的眷恋与追寻中展现人物丰富而敏感的心里世界和挣扎的脆弱的灵魂，从而使艺术视角穿越了历史回归到心灵本真的境地。
儿童视角作为一种叙述视角，在作家这里形成了特有的价值取向和审美风格，即使是一些与儿童生活无关的作品，迟子建也喜欢选择一些具有儿童气质的弱者或傻子的视角作为叙述角度，这些都使得作品充满一种浓郁的童话色彩与天真淳朴的气息。如那篇获得鲁迅文学奖的小说《雾月牛栏》中痴呆儿宝坠，《罗索河瘟疫》中的领条，《灰街瓦云》中的刘签，《青草如歌的正午》中的陈生等等。这些主人公无一例外都是未长大的少年，他们在文本叙事进程中与儿童视角有大致相同的功能，基本都可以划在儿童视角之内。
叙述方式和叙述形态与作者感受体验世界的方式之间存在着对应关系，这可以看作是作家精神结构的外在显现。当然叙述的优劣不能仅仅取决于它是新的还是旧的，是原装的还是继承的，更重要的是在于它是否符合小说的内容和主旨以及作者的理想诉求。迟子建说过：“我喜欢朴素的生活。因为生活中的真正诗意是浸润在朴素的生活中的，所以我信奉用朴素的文字来传达神的生活这一原则——朴素而意境幽怨是我最羡慕和渴望达到的一种文学境界。”[3]在这里迟子建对儿童视角的偏爱，可以说是缘于她本人浓厚的童年情结，更是基于一种审美价值指向和精神诉求。由于这种视角的选择从而给叙述带来简洁、朴素、灵动，而形象生动的语言风格往往更能体现纯净的特质和明丽的气息。
二、小说创作中独具风情——地域色彩
地域文化作为一种环境，既含纳自然景观又包容了人文社会，并以潜在的方式向人们灌输某种存在法则，在不自觉中影响和规范着人们的生活和思维活动。当它成为作家笔下意欲表现的审美对象时，它不仅只是作为作家传达自身审美理想提供某个相对稳定的场所，更是在文本的深层结构中直接影响着小说内蕴的深化和拓展。
丹纳在其名著《艺术哲学》里论及地理环境对民族性格形成影响时说过：“首先我们要对民族有个正确的认识，第一先考察他的乡土。一个民族永远留在他乡土的痕迹，而他定居的时候越愚昧越幼稚，身上的乡土的痕迹越深刻。”[4]每一个作家都无法逃脱种族、时代、环境三因素的影响，他（她）终究有一个属于他（她）自己的国家民族和自己所处的那个时代背景。故乡的地域风情和生活习俗早已融入到作家的血脉之中，它已经构成对作家看不见的影响，在潜移默化中切入作家的心灵深处，塑造作家的精神结构。从迟子建的众多作品里我们都可以切身感受到那股东北人民所特有的精神气质，古老黑土地上所散发出的芬芳。迟子建说过：“我出生在漠河，那里每年有多半的时间被冰雪笼罩着，零下三四十度的气温是司空见惯的。我外婆家的木刻楞房子就在黑龙江畔，才入9月，风便把树梢经霜后变得五颜六色的树叶给吹得四处飘扬，漫山漫坡落叶堆积，斑斓绮丽。然而这金黄深红的颜色没有灿烂多久，雪从天而降，这时节林中江面都是一片白茫茫。”[5]一方水土养一方人，我们在她的小说中不止一次地看到这样的优美文字和细腻如画的描绘。在“原始风景”中展示东北那片黑土地所特有的旖旎风光。作家曾经多次表示：“我至今仍然认为天上的那条银河是水，我总想着有一天会喝到那里的水。”[6]这种对自然的尊重和亲近，这种略带童真的思想观念，使她认为世间万事万物都是可贵的生命存在，人类与它们是可以和谐相处的。她“相信动物与植物之间也有语言交往，只不过人类从诞生之日生就的智慧与这种充满灵性的语言有着天然的隔膜。”[7]从这质朴的语言中可以体会到那个在大兴安岭中长大的女孩独特且带点固执的自然观，她认为“在自然界我们要借一种形象敏感的关照来维持真正的审美态度。”[8]于是作家引领着我们重返质朴丰润的大自然，让我们多一些面向自然，敞开心扉，在与自然的交流中获得宽厚的关爱，同时也体验到与自然共存的莫大喜悦。让我们乐观地对待这个美好的世界，以平和的心境去看待生死与功名。
迟子建在对民间的持续关照中特别看重那里的风俗和神话传说，在她的很多作品里都有对民间习俗的精彩描绘和对民间文化的真诚书写，她对它们有种特别的迷恋和信仰。作家汪曾祺说过：“风俗是一个民族集体创作的抒情诗，风俗保留着一个民族的常绿的童心——记风俗多少有点怀旧，但那是故国神游，带抒情性的，并不流于伤感，风俗画给予人的是慰藉，不是悲苦。”[9]而迟子建的创作在冥冥之中暗合了这种观念，贯彻了这种精神指向。艾特玛托夫在论及神话时指出：“神话和传说是人民的记忆，是人民生活经验的结晶，是用神话——幻想的形式表达的人民的哲学和历史的。是人民对子孙们的遗训。”[10]神话是虚幻的，却并非是虚假的，按照原型批评理论认为每个神话背后都有一个现实对象作为其存在的依据，也就是有一个实实在在的形象，这些形象都寄托着人们的某种思想诉求或良好的祝愿。生于斯长于斯的迟子建和这土地上的人们一样坚守着可贵的灵魂。在她的作品里我们经常可以看到神话传说里灵魂的出游，树精狐仙的出没，白衣仙子在树林里穿行和飘忽飞舞。
“在某种意义上整个神话可以被理解为是对死亡现象的坚定而顽强的否定，由于对生命的不中断的统一性和连续性的信念，神话必须清楚这种现象。”[11]在作品《白雪的墓园》中“我”与父亲的相见，那种感觉何等真切，“每到腊月二十七我们便到墓园地请父亲回家过年，非常喜欢的父亲也会在家里通宵逗着小外孙玩，直到大年初三我们再把父亲送回去。”[12]作家把失去亲人的悲痛化作另一种情感表达，在这里没有悲伤，没有泪水，有的只是脉脉温情的流注。人的生命是伟大的也是渺小的，人生只不过是短暂的一瞬间，但是无论到了什么时候，人间情爱是不会改变的。那片黑土地上人们在冰天雪地里寻找着生命的奇迹，丰富着自己的情感体认。大自然的精神启示着人的生命意识，这一切都在作家的作品里得到有力的彰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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