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7年第4期
《金锁记》悲剧形象与悲剧根源探析
作者：闫 薇
一、丧权辱国及世袭制度背景下男人群体的雄性衰落
张爱玲的小说中很难见顶天立地的男子汉形象，无论是未出国门的还是留洋归国的统统都是无智又无能，男人的雄性之美、阳刚之气在她的文本里荡然无存。在《金锁记》里我们便可略见一斑。
小说里统治姜家的是姜老太太，行将入土却有着绝对的权威，没有人敢忤逆她的意志，这就为整个姜家制造了一个阴盛阳衰的氛围。待到老太太一死，这个家就分崩离析了，姜家的少爷们没有一个能站出来支撑家门，呈现了雄性整体的衰落。姜老太爷早已不在人世，大少爷又一直未曾露面，是个无声无息的虚拟存在。这在男权为主的社会，尤其是封建意识强烈的中国社会，其实就是在暗示雄性地位的渐渐缺失。二少爷与生俱来的残疾之身更是先天地预示着雄性的消亡。
三少爷季泽身体倒是健全的，甚至风度翩翩，具足了没落遗少的风范，但是对比之下心灵却是残缺不全的。他整天无所事事游手好闲，只知道吃喝玩乐坐享其成，不懂得承担和经营，也没有能力和责任感，靠挥霍祖宗遗留的财产苟活于世。他仿佛在用四处拈花惹草的方式显现其雄性的一面——在家里他对待七巧的态度耐人寻味，既在暧昧中抗拒，又在抗拒中暧昧，优雅的拒绝中似乎体现了道德抉择的优点，同时展示了男人的风度。但接下来作者便轻描淡写地指出三少爷之所以这样做无非是怕引来不能摆脱的麻烦，隐藏在内心深处的真实无疑摧毁了这种抗拒诱惑造成的绅士风范。长期养尊处优的生活使得他缺乏经营意识和能力，分家之后致使家产将尽无以为生。作者平静地叙述他如何去求与骗，企图利用七巧对他的爱慕和情欲来达到自己获取金钱的目的，这岂是大丈夫的行径？从前不惹自家人的原则，在无力经营面前也轰然倒塌了，男性的尊严在七巧面前荡然无存。
长白作为姜家之后，本该为男性一雪这种奇耻大辱，然而我们却看到他的心残更是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他对母亲言听计从，把自己和妻子的隐私和盘端出，整夜陪同母亲吸食鸦片，以满足母亲变态的心理需求。眼看着母亲把自己的两个妻子一步步逼上死路，他不仅毫无反抗，反而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平时又只知道嫖娼唱戏，整个的一个弱者和废物。这个形象说明了雄性崛起的无望，只能是衰落得越来越彻底而已。
雄性的衰落是男人的悲剧，而这个悲剧的产生则是内外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中国几千年来男权中心的封建制度，给予了男人极崇高的位置和权势，也给予他们巨大的责任和压力。国家的兴亡，家族的荣辱均系于男人身上，中国的古代历史也几乎是男人的历史。但男性辉煌的权势地位随着外国的入侵和封建制度的颠覆渐渐成了历史。同时，封建的世袭制度也是导致雄性衰落的土壤，先辈在激烈的竞争中积极进取，用武力和智慧创下了辉煌，由于这辉煌可以世袭，后世子孙不必再去拼搏亦能享受，他们在祖宗的荫庇下逍遥自在地享乐，居安思危的想法早已不在。正因如此，当国与家面临突变的时候，他们没有居安思危的心理准备和立即行动起来的能力，只有乞求他人的援助，援助不得时便愈见其颓废。季泽就是其中一例，他挥霍尽属于他的世袭家产后，没有经营能力无法维持生计，只有去找七巧求助，换来的是羞辱和失败。长安更是一个只知道享乐的无所作为的寄生虫，不仅没有学习的兴趣、经营的能力，也没有什么家庭的责任，甚至连自己的妻子也无力保护，他比季泽衰落的更彻底。世舫曾经留学国外，也曾有过昙花一现的努力，但骨子里依然是封建意识的残留，最后也只能重新套入封建的枷锁里。
家庭是社会的细胞，也是社会的缩影，通过对姜家所上演的男性雄风渐逝的悲剧的分析和根源的探讨，我们可以更加清晰地了解到正是这内外共同的因素造成了雄性的群体衰落，使小说里弥漫的苍凉意味越来越浓厚。男性在给自己带来没落的悲剧命运的同时，也直接造成了女性的悲剧。
二、对家族制度和个人命运的畸形抗争导致女性个体的人性失落
中国的女人在封建社会里就是被命运的枷锁锁住的悲剧群体，她们来到世上的使命仿佛一出生就被注定了似的，在家从父，父死从兄，出嫁从夫，夫死从子，老实顺从地等待自己一生的结束。正是这样的命运安排为中国的女性制造了无数悲剧，也正是对这种命运的逃避和反抗，历史上又出现了许多烈性女子，同时也产生了很多扭曲变态的形象。《金锁记》中的七巧就是从健康逐渐走向变态的人性渐失的代表，而长安则是在家庭的逼迫下越来越扭曲的自卑型的代表。
七巧是作者塑造得最完整最成功的一个悲剧形象。从那个小小的麻油店到那阴森森的大宅，七巧一生的轨迹清晰的呈现在读者面前。她是个没有文化修养的粗俗的麻油店老板的女儿。因为姜家二少爷天生残疾，她被买来做妻子，才有机会走进大户人家，所以她在姜家的地位是卑微的。七巧毕竟是个年轻健康的女子，她有占有金钱的欲望，也同样有渴望正常情欲的需求。可是丈夫是个患骨痨的病人，根本无法满足她的正常人性需求。她对三少爷身体的迷恋更多的是情欲。而三少爷却回避着她，她又无法接触到别的男人，在被轻视嘲笑和情欲压抑中度过了10年。终于苦尽甘来，她用自己的青春和生命换来一份不薄的家产，实现了自己的黄金梦。分家产时七巧吵闹放泼的一幕，正说明了她对金钱陷入越来越深的迷恋，为她以后性格的发展打下了坚实的伏笔，从中也可看出七巧对三少爷的所谓感情的脆薄，利益面前即使是自己迷恋的男人也毫不相让，此时的七巧已经被黄金的枷枷住了。发现三少爷登门求助骗她钱财的时候她气愤地赶走了他，对金钱的守护超过了情欲迷恋。但是她跌跌撞撞留恋而痛苦地凝望三少爷离去的背影，毕竟可见那时还有着人性的闪亮，仍可看出她身上尚有的一丝情感。自季泽离去的那一刻起，她与现实渐渐失去了接触，人性之光更加快速地暗淡下去，眼里只有金钱和自我。比如长安与表哥的嬉闹本是孩子间纯真无邪的交往，七巧却马上想到是觊觎她的金钱，于是割断了他们的联系，又给长安上了一堂金钱至上的课。同时由于自己一生的不幸，她嫉妒一切比她幸福快乐的人，包括自己的儿女——她长期占有长白、费尽心机地破坏长安的婚姻，不惜给别人带来伤害以使自己的内心获得畸形的平衡。
七巧对儿子长白的奇特占有是为了满足自己变态的心理需求。儿子是其生命中唯一可支配的男人，但因为伦理观念的束缚，这一个“抵不过半个”，无法满足七巧的情欲需要。可就是这“不抵半个”的男人，她也牢牢抓住不放，用鸦片用女人来控制他，给他娶妻娶妾以留他在家。而又不甘心看到他们过正常的夫妻生活，用变态的猥亵的语言刺探和张扬儿子夫妻的生活细节，活活逼死了两个儿媳，令儿子只能到烟花柳巷去找妓女也不敢再娶。而她自己对这样的结果既没有一点的愧疚，也没有什么喜悦的表示，仿佛一切都是自然发生的，她没有一点责任，不仅人世间伟大的母爱在她身上不见任何体现，甚至连最基本的人性也丧失殆尽。
如果说七巧的悲剧是从她婚后开始的，那么长安的悲剧就是从她出生就开始了的。长安是一个外表普通但也不乏有点可爱的女人，她生在姜家这个大户之家，接受了一些传统文化的浸润，有着七巧所缺乏的大家女子风范。她的生长环境与母亲截然不同。但是她有个七巧这样以攻击虐待他人来平衡内心的母亲，有个长白那样懦弱无能的哥哥，父亲又已经缺席（即使活着也是一个先天残疾的无用人），她的悲剧已是命中注定的了。
封建家族制度和个人命运造成了女性的悲剧。七巧当然也难逃厄运。在媒妁之言的时代，女子不能为自己做主，他被哥哥卖给姜家残疾的二少爷，致使她健康的人性需求无法得到满足，导致逐渐走向畸形变态。而且由于家庭出身低下，她在姜家始终处于被轻视的地位。女性特有的自我保护意识，以及她独有的性格特点都决定她要采取特殊的方式生存。她恨透了丈夫，恨透了姜家，恨透了自已势利的哥嫂，恨透了一切生活幸福的人。她用攻击别人的方式自卫，宁可伤害无辜的人也不给对方伤害自己的机会。用10年青春和压抑情欲换来对金钱的支配权。此时她虽然有了自主权，但内心已经畸形变态无可矫治。她用变态心理主宰经营自己的家业，培养教育自己的儿女，在这样的过程之中也导致了其他人的悲剧。
张爱玲是一个具有强烈悲剧意识的作家。她“将在权力的绵密网络中抵抗着的女性日常的斗争以‘疯女人’的形象呈现，讲述了‘家族制度’的机制和矢量中，阶级，性别、世代的桥梁——母亲为什么、何时、怎样由被害者变为加害者，权力交替是如何完成的”。
她以苍凉凄美的叙事和书写风格使《金锁记》成为描写人性悲哀并献给没落贵族的一首苍凉凄美的挽歌，从中我们不难挖掘出中国男权社会受到破坏之后男性群体的衰落的深层原因，也暗示了在男权文化传统中女性悲剧人生的内在宿命。
闫薇，女，辽宁工程技术大学政法系副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