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7年第4期
论《庄子》的不可分析性
作者：黄 晚
首先，当我们对事物进行分析时，必然对其产生是非好恶的判断。而庄子反对的，恰恰是这种将是非、生死、善恶、美丑等等对立起来的价值判断。因为有所判断，必然有所标准，但是从自然万物与“我”同一的角度来说，这个标准本身是不存在的。《齐物论》中道：“且吾尝试问乎女：民湿寝则腰疾偏死，鱿然乎哉？木处则惴栗恂惧，猿猴然乎哉？三者孰知正处？民食刍豢，麋鹿食荐，即蛆甘带，鸱鸦耆鼠，四者孰知正味？猿扁狙以为雌，麋与鹿交，鳅与鱼游。毛嫱丽姬，人之所美也；鱼见之深入，鸟见之高飞，麋鹿见之决骤，四者孰知天下之正色哉？”这段话同时说明了认识的相对性。认识对象随着认识主体的转变而突显不同方面的特性。因此，所有的判断标准其实都只是“小标准”，一切“小标准”都寓于“大标准”。而“大标准”实则无标准。正所谓“大音希声，大象无形”。“自其异者观之，肝胆楚越也；自其同者观之，万物皆一也。”（《德充符》）。所谓“方生方死，方死方生，方可方不可，方不可方可，因是因非，因非因是。”连那些最基本的直观感受都没有定论，而况乎道呢？可见，人的认识是有限的，不仅在于认识主体本身的局限性，还包括人与生存于其中的宇宙的相对关系。“吾生而有涯，而知也无涯；以有涯随无涯,殆已！”（《养生主》）。故“六合之外，圣人存而不论；六合之内，圣人论而不议；春秋经世先王之志，圣人议而不辩”。
其次，对《庄子》进行分析的前提是将其对象化，客体化。但是，在对对象的审视的同时必然存在对“自我”的发现，即突显了自我意识，从而来揭示他物的存在和意义，因此可能丧失“真我”。即客体存在的“我”丧失了作为主体存在的“我”，无法达到“同一”的境界而导致精神涣散（“德荡”），终陷于物于物而不能物物的境地。不过，物我相与为一地状态亦可以通过另一种状态得到实现。比如子綦所言的：“今者吾丧我”乃是指主体的“我”丧失了作为客体存在的“我”，是在客体中实现对于自我的重新发现，即“物化”。“日与物化者，一不化者也。”（《则阳》）“一不化”而达到“无己”的境界，实现对虚空对绝对的体认。
再次，那些对《庄子》进行分析的人，实际上是为了追逐（“争”）一种智慧。可是“德荡乎名，知出于争。名也者，相轧也；知也者，争之器也。二者凶器，非所以尽行也。”我们在进行“争”时无疑会加入个人的主观因素，多溢美之辞或多溢恶之辞，“是非之彰也，道之所以亏也，道之所以亏，爱之所以成”，由此可见，在是非分明之后，爱憎形成之前，道已经被破坏了。所以说，这种由争论而产生的观点的分化最终导致丧失对“道”的整体性把握，而陷入偏执之中。弗朗索瓦·于连在他的著作《圣人无意》中明确提到：“对智慧的追求迷失于观点的分化”。究其根源，乃在于“成心”，“夫随其成心而师之，谁且独无师乎？”“既使我与若辩矣，若胜我，我不若胜，若果是也？我果非也邪？我胜若，若不吾胜，我果是也？而果非也邪？其或是也？其或非也邪？其俱是也？其俱非也邪？我与若不能相知也。则人固受其黮闇，吾谁使正之？使同乎若者正之，既与若同矣，恶能正之？使同乎我者正之，既同乎我矣，恶能正之？使异乎我与若者正之，既异乎我与若矣，恶能正之？使同乎我与若者正之，既同乎我与若矣，恶能正之？然则我与若与人俱不能相知也，而待彼也邪？”（《齐物论》）因此，试图对《庄子》进行解读，无疑是无益且浅陋的行为。
第四，所谓“道”，是不可能在理性分析中得到的，而必须靠参悟。崔大华在《庄学研究》中总结道：“在《庄子》或庄子思想中，被描述、被认识的对象，按其形态和性质的差异，大致可分为三类：（1）万物、万事。……这是形态具体、内容单一的众多个别事物；（2）‘理’。……显然这是一类事物共同的、内在秩序或规律性；（3）‘道’。……这是万事万物的总体，一种具有全观内容而又毫无具体形态的认识对象。”因而“庄子思想的认识论存在着、涌现出三种认知方法或途径：感知、思辨、理性直觉（体认）。”由此可见，只有“理”可以由理性分析而得，对万事万物的体认乃依仗直观感知，而存在最高境界的“道”则只能靠“悟”，即所谓的“体道”、“得道”。一是因为“道”无所不在，甚至卑下可在蝼蚁，在娣稗，在瓦甓，在屎溺，无法穷尽，对它的理性分析亦永远无法全面，无法到达其本质，只可能是“得一察焉以自好”。正如程颐所说：“学不言而自得者，乃自得也。有安排布置者，皆非自得也。然必潜心积虑，优游餍饫于其间，然后可以有得。若急迫求之，则是私己而已，终不足以得之也。”二是因为“道”本身就是一个形上又形下的存在，相应的，对它的体认也必须采取可“上天入地”的方式，否则就会“瞻之在前则若不及，忽然在后则又过之”。而“悟”所倚赖的正是“道”存在于其中的万事万物，所谓“道隐于小成”。三是因为《庄子》本身所大量采用“寓言”形式，而非用玄而又玄的言语阐述“道”，也许正是希望后人去“体悟”，正所谓“亲父不为其子媒”。 如列子观季咸相壶子而突然悟道，“纷而封哉，一以是终”。又如庖丁所言：“臣之所好者道也，进乎技矣。始臣之解牛之时，所见无非牛者。三年之后，未尝见全牛也。方今之时，臣以神遇而不以目视，官知止而神欲行。依乎天理，批大郤，道大窾，因其固然。技经肯綮之未尝，而况大軱乎！”
最后，语言具有不确定性，与事物本身之间有着巨大的悬置空间。“夫言非吹也，言有言者，其所言者特未定也”，当我们对事物定义时，语言本身就与事物产生了距离，“冥所以论道而非道也”；当我们继而进行概念判断时，又产生了是非问题，背离了“同一”。另外，从某个角度来说，语言只是工具，是人们表达思想的媒介。可是“言恶乎隐而有是非？”“言恶乎存而不可？”《庄子》自己给出了回答：“言隐于荣华”。既然如此，要化解是非彼此的界限，则莫若以明。正如《道德经》中所言：“道可道，非常道；名可名，非常名。”引用维特根斯坦《逻辑哲学论》最后的一句话：“凡是不可言说的东西，必须对之保持沉默”，诚如此言。因此，对于《庄子》，我们最好保持沉默。
当我自以为抽丝剥茧地对这个问题进行条理性剖析的时候，其实本身也是在试图对《庄子》作出某种阐释。想来，竟也陷入了一个自相矛盾的境地，大言炎炎，小言詹詹，就此为止吧。既然人生本是一场大梦，梦中化蝶亦或入蝶之梦中；既然人生如雾亦如电，如梦幻泡影，何不置身其间，生时于心，流光婉转，委任运化。
参考书目：
1.《庄学研究》 崔大华著 人民出版社 北京2005、10
2.《中国文化与文化论争》张岱年、程宜山著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0年
3、《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儒道释》汤一介著 中国和平出版社 1988年
黄晚，四川大学文学与新闻学院教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