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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秋瑾诗词的悲秋情结看秋瑾与“秋士之悲”
作者：王 颖
与悲秋相对的文学现象是伤春，中国文学史上的伤春主题由《招魂》里的“目极千里兮伤春心”发韧，此后历代文学中“惜春”、“春恨”、“春怨”之类的吟唱始终不绝于缕。但春与秋由于季节现象的不同，对人的心理刺激也相应有所差异，因而伤春文学与悲秋文学在情感容量和性别色彩上都有区别。首先，春季万物复苏，色彩明丽，所以文学史上咏春的作品中有相当数量是描写游春、赏春等愉悦之事的，这些并不属于严格意义上的伤春文学。其次，悲秋文学与人生际遇和生命共感联系起来，可以上升为一种超越时空的“大悲感”和深邃的哲学思考，而伤春文学一般由自然之春与人之青春对照生发，较多局限于一时一景的感慨，其情感的深广度难以与悲秋文学相比。更为重要的是，二者还呈现着不同的性别倾向。伤春文学大都呈现出哀怨柔婉的女性情调，表现内容也多为女子在明媚的春光里发出红颜易老的叹喟。而悲秋文学大多苍凉劲直，即使有哀怨凄楚之作，其间似乎也充斥着凛冽悲壮的气氛，表现为雄浑阔大的意境，呈现出刚劲峭厉的男性风度。
伤春和悲秋文学的不同思想深度和性别倾向，与中国古代的性别分工有关。从父系社会以来，女性的活动范围便被限制在家庭之内，她们没有权力参与社会政治生活，也没有独立的人格意识。生活圈子的狭小和对男性的依附关系制约着女性的文学创作，无缘仕途，便谈不上政治变迁、宦海沉浮的波澜，足不出户，便没有羁旅行役、四海漂泊的悲苦。她们的作品题材多局限在情爱不得圆满和自身老大的感伤，这些内容在伤春文学传统中较易找到契合点。同时，生活经历和眼光的局限使女性的伤春文学较少纵深的历史感、深沉的社会忧患、恢宏的宇宙意识和深邃的生命哲思。历代女性文学创作的主题都集中在闺中相思、弃妇忧愁、感物伤怀等，形成与“秋士之悲”相异的“春女之思”。
从清代开始，中国女性的思想和文学创作逐步呈现出革新的趋势，一些女性的人格意识开始觉醒，对国家的政治动荡和女性的现实遭遇进行思考，借助悲秋意象展现沧桑的今昔之感和自身的情思抱负。待到晚清，秋瑾以“鉴湖女侠”的姿态真正打破了旧有的女性文学传统，从她的人格、经历到文学创作，都与中国古代文学中的“秋士之悲”具有历史的契合，这在女性文学史上是少见的。本文拟从秋瑾的性格养成和行事风范入手，考察其诗词中“悲秋情结”的成因及特色。并通过秋瑾的人格、际遇、情感与“秋士之悲”的种种关联，梳理她由一般才女的感伤过渡到士大夫情怀的过程，揭示其中体现的女性人格独立和主体意识自觉，认识其对女性文学史乃至女性解放的意义。
一、秋瑾其人
秋瑾自幼在母亲的教导下饱读诗书，雅好吟咏。她天资聪颖，读书过目不忘。与其他少女不同，她天性不好女红，却喜爱剑侠传，好骑马饮酒，显示出飒爽劲健的男子风范：
幼与兄妹同读私塾，天资颖慧，过目成诵，为先君所钟爱。教以吟咏，偶成小诗，清丽可诵。及笄之后，渐习女红，尤擅刺绣[1]
生平伉爽明决，意气自雄，读书敏悟，为文章奇警雄健如其人，尤好剑侠传，慕朱家郭解为人，丰貌英美，娴于辞令。高谈雄辩，惊其座人。（徐自华《鉴湖女侠秋君墓表》）[2]
记述者们在描写秋瑾的品貌时，都偏好使用“倜傥”、“英美”之类的词汇，似乎所写的对象是一位风度翩翩的青年公子，而非闺中少女。《六六私乘》中另有一段写到秋瑾的气质和装束：
姊既归，乃弃和服不御，制月白色竹布衫一袭，梳辫着革履，盖俨然须眉焉。此种装束，直至就义之日，迄未更易。改装伊始，曾往越中蒋子良照相馆摄一小影，英气流露，神情毕肖。[3]
秋瑾在装束上“俨然须眉”，其气质偏于具有男性色彩的“英气”，展现出与其他女性不同的风姿。此外，徐自华还特意提到秋瑾平生“慕朱家郭解之为人”。根据《史记》的记载，朱家、郭解同属游侠，“其行虽不轨于正义，然其言必信，其行必果，已诺必诚，不爱其躯，赴士之厄困。既已存亡死生矣，而不矜其能，羞伐其德”，[4]毫无疑问，秋瑾仰慕这些重义轻生、济危扶困的侠客，是因为他们坚毅果敢、伉爽明决的行事风范和她的心性在冥冥之中获得了超越时空的暗合。虽然游侠作为阶层早已消逝在历史的云烟中，但我们却在徐自华笔下见到了一个任侠尚气的秋瑾：“自以与时多迁，居辄常逃于酒。然沉酣以往，不觉悲歌击节，拂剑起舞，气复壮甚”。[5]应当承认，这种侠骨英风与悲秋意识中深沉劲健、刚烈勇决的一面具有天然的契合。“何人慷慨语同仇，谁识当年郭解流？时局如斯危已甚，闺装愿尔换吴钩”，这是秋瑾赠给徐小淑的诗句。虽然未写秋景，但其胸襟之阔远、意向之高迈均非一般闺秀词所能及，字里行间俨然充溢着一股沉雄激切的秋气。
秋瑾为人颇有侠士风范。她在准备赴日留学时经济相当困难，“方脱簪珥谋学费，窘迫万状，不得遽行”[6]，可是，当素昧平生的宁河王照因为维新变法之事入狱时，她却毅然解囊相助：
值宁河王照以戊戌案自首，系刑部狱，瑾闻之，出所集得留学费送入狱，以济其急，并嘱使者勿以其名告之，逮照出狱，始悉其事。瑾之天性义侠常如此。（陶成章《秋瑾传》）[7]
把秋瑾济人之困的行为说成“天性义侠”，颇为得当。应该说，秋瑾从一开始就在充满凛冽秋气的任侠风度中获得性格滋养，所以她的人生轨迹始终偏向刚性的“秋士之悲”。这从她豪放傲岸的行事风格中亦可得见：
乃于丙午春间归国，道经上海，晤吴芝瑛，述其留学艰苦状，出新得倭刀示之曰：“吾以弱女子，只身走万里求学，往返者数，搭船只三等舱，与苦力等杂处，长途触暑，一病几殆，所赖以自卫者，惟此刀耳。”俄而行酒。酒罢，姊拔刀起舞，唱日本歌数章，芝瑛之女以风琴和之，歌声悲壮动人。翌日别去，两人自此遂不复见矣。（同上）[8]
这种激越豪情与当世的衰飒气象相联，天地间似乎都充塞着萧疏淡荡、凛冽萧瑟的浩浩秋气。而秋瑾与吴芝瑛相见作别一段，颇似千年以前一个萧萧秋风中悲壮送行的场景：
太子及宾客知其事者，皆白衣冠以送之。至易水之上，既祖，取道，高渐离击筑，荆轲和而歌，为变徵之声，士皆垂泪涕泣。又前而歌曰：“风萧萧兮易水寒，壮士一去兮不复还！”复为羽声慷慨。士皆瞋目，发尽上指冠。于是荆轲就车而去，终已不顾。（《史记·刺客列传》）[9]
同样是直书胸臆的激切悲吟，同样是悲壮慷慨的志士雄风，还有深隐的自我在刹那间喷涌而出的生命强力，无不预示着悲秋意识和悲秋文学的极至。这种凄婉激烈的悲壮风范正与秋瑾走出闺房后心系天下、致思时局的忧患意识相契，她那“拔刀起舞”的壮士之举融合了自身的人生悲感和对民族苦难的忧思。待到东渡以后，秋瑾更加自觉地担负起拯救社会的责任与使命：
东国留学慕君者众，每际大会，辄以君一得临莅为荣。而君亦负奇磊落，往会，则抠衣登坛，多所陈说，其词悲感激切，荡人心魄。人之闻者，未尝不泣数行下，而襟袖为之渍也。又好节己费以助人学，从之游者莫不叹服。（徐自华《鉴湖女侠秋君墓表》）[1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