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7年第6期
论《三言二拍》中预言的结构作用
作者：秦军荣
根据预言与故事的关系，我们有必要将《三言二拍》中条贯结构的预言分为两类：一是故事内人物预言；二是故事外叙述者预言。
一、故事内相士预言的结构作用
《三言二拍》中，故事内预言者，主要表现为相士，常常出现在“发迹变泰”（用以指人生境况的转变，由贫贱而富贵）类题材的文本中，如《喻世·木棉庵郑虎臣报冤》之“道人”、《警世.俞仲举题诗遇上皇》之“算命先生”、《警世·钝秀才一朝交泰》之“张铁口”、《一拍·转运汉巧遇洞庭红》之“瞽目先生”、《一拍·袁尚宝相术动名卿》之“袁尚宝”等，他们常常只出现于文本的开头（《一拍·袁尚宝相术动名卿》除外），其功能在于根据命相卜算某一关键人物的福祸寿夭、构织预言，随后，验证预言便成了文本情节的演进方向。从叙述学的角度而言，这种结构被称为“叙述的圆”，“叙述的圆是由预述验证组成。在起因之前的叙述，都是铺垫。不管前面的伏笔或者铺垫叙述了什么，只有当这个事物的起因开始的时候，这个叙述的圆才真正开始，这个叙述的圆一定是由对一件事物的预述开始的，以这件事物的最后验证为结束。对于事件的预述往往是对于这个事件产生动力的预述，即事物的原因”。[2]（P229-300）
下面，我们以《警世·钝秀才一朝交泰》为例来具体透视预言的结构作用。文本开头，极力描述了“生于贵宦之家”的马德称是如何的聪明饱学，“说起他聪明，就如颜子渊闻一知十；论起他饱学，就如虞世南五车腹笥。真个文章盖世，名誉过人”。于是，“里中那些富家儿郎，一来为他是黄门的贵公子，二来道他经解之才，早晚飞黄腾达，无不争先奉承”。而这些都只是起因之前的铺叙。
算命先生张“铁口”的出现才是“叙述的圆”的开始，他“问了八字，将五行生克之数，五星虚实之理，推算了一回”，做出了让马德称及其朋友都难以置信的预言：“只嫌二十二岁交这运不好，官煞重重，为祸不小。不但破家，亦防伤命。若过得三十一岁，后来到有五十年荣华。只怕一丈阔的水缺，双脚跳不过去”。
接下来，张“铁口”便隐身而退，马德称的生活就严格地按照张的卦言一一展开了：“自十五岁进场，到二十一岁，三科不中”；二十二岁时，父亲马万群为政敌王振构陷而死，家产被充公，朋友皆背弃之；随后十年间，马德称到处流浪，且霉运连连，“赵指挥请了他就坏了粮船，尤侍郎荐了他就坏了官职”，刘千户请他“坐馆”却死了儿子，马德称因此获得一个异名，叫作“钝秀才”，“凡钝秀才街上过去，家家闭户，处处关门”；三十二岁时，朝廷政变，王振失势，“凡参劾王振吃亏的加官赐荫”，马父沉冤得雪，官加三级，马德称“复学复廪”；三十四岁，马德称中了第十名会魁，殿试二甲，考选庶吉士。后来直做到礼、兵、刑三部尚书。随着验证的结束，文本也戛然地打上了休止符，形成了完整的“叙述的圆”。
由此可见，张“铁口”的预言虽然只在文本开头出现，但它却犹如草蛇灰线，使叙述过程脉络清晰，首尾因果分明，结构统一完整。“有隔年下种，先时伏着之妙”。因此，胡亚敏先生说：“在这类作品中，读者的兴趣在于求证而不是意外的发现”。[3]（P137-138）
那么，这种以验证相士预言为结构之技的文本中又蕴含了什么样的结构之道呢？首先，无庸质疑的是，该类文本存在着通过渲染相术的神灵进而达到宣扬“生死由命，富贵在天”之天命观的深层意义。其次，笔者认为，应证相士预言固然是此类文本结构的特征之一，但是，我们还应注意到文本的结构重心之所在。文本显然拉长了“算命”与“应验”之间的叙述时间，尽量用合情合理的情节填充“算命”与“应验”之间的空白，在强调天命的深层结构中也突显了人的努力，即使这种努力常常无济于事。或许，我们可以说，这是人的主体意识萌发的象征。从中，我们可以体味到：“小说叙述的美学意义，不是模仿生活，复述故事，或者释放自我意识，而是通过情节的叙述来显示一种价值”。[4]（P87）
二、叙述者预言的结构作用
前面谈到的术士预言，是属于故事层的。而叙述者预言，又称预叙，属于叙述层面，是外故事的。叙述者指叙事文中的“陈述行为主体”，或称“声音或讲话者”。[3]（P36）叙述者是超故事的存在。他在自由地讲述事件原因的同时，常常对事件过程作预言式的展开，即预叙。所谓预叙，“指叙述者提前叙述以后将要发生的事件”，[3]（P68）预叙虽然不构成情节，但在“三言二拍”的很多文本中，数次预叙前后呼应，使情节扭转自如，层次分明，因此，也可以将之视为文本情节的组织手段之一。
预叙在文本中的出现是有其规律可循的：首先，正话的前面有叙述者对整个故事纲要的预叙；其次，在讲述正话的过程中，叙述者常在情节转折的关口，适时插入警告式的预叙，可多达六七次，往往是将以后发生的事情略露端倪，这在叙事学上被称为“暂时断点”，亦即“叙事要素的暂时缺失”或叙事信息被延宕。“暂时断点丰富了阅读体验，譬如悬念就是暂时断点的结果，它在阅读过程中激起欲望而又抑制满足”。[5]（P27）也就是说，每一次预叙基本上都是故事由常入奇的标志，极易消除接受者的审美疲劳。当然，因为预叙中杂有主题的宣扬，所以预叙的反复出现也起到了强化主题的作用。
如《一拍·转运汉巧遇洞庭湖》，正话前面的总预叙是：“而今说一个人在实地上行，步步不着，极贫极苦的，却在渺渺茫茫做梦不到的去处，得了一主没脑钱财，变成巨富”，概括主题；文中关节处，又来一预告：“只因此去，有分交：千年败壳精灵显，一介穷神富贵来”，呼应主题，引起下文。两次预叙，一为总纲，一乃中承，两相呼应，把纷繁蔓长的情节收束在一条环环相扣的因果链上，既避免了情节的枝蔓，又收到了预定的现场叙述效果，进而从外围理清了正话的情节脉络。
总的说来，不管是相士预言，还是叙述者预叙，其实它们从根本上说都是设置悬疑，“广义的悬疑，是情节推进的基本动力，叙述文本中几乎无时不在，正如巴尔特对核心情节因素下的定义中指出，叙述是在不断地提出问题和解说问题中延续其主要情节线索”。[6]（P185）通过它们，作者可以有效地把握住小说情节和人物性格的运动矢向和发展趋势，并将诸多分散而庞杂的意象置于因果律的思维聚合力场之中。
参考文献：
[1]杨义：《中国叙事学》[M]，人民出版社，1997年。
[2]董小英：《叙述学》[M]，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1年。
[3]胡亚敏：《叙事学》[M]，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1994年。
[4]吴士余：《中国文化与小说思维》[M]，上海三联书店出版，2002年。
[5][美]戴卫.赫尔曼主编、马海良译：《新叙事学》[C]，北京大学出版社，2002年。
[6]赵毅衡：《当说者被说的时候》[M]，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
秦军荣，湖北襄樊学院中文系讲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