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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时代特征看《杜十娘怒沉百宝箱》的艺术性
作者：郑 伟 戚万法
《李娃传》、《霍小玉传》可以说是唐代传奇中的翘楚之作，这些小说反映的是唐中叶的社会生活、人情世态，题材也是反映妓女的情感命运，但在不同的历史条件、环境背景下，它们便与《杜十娘怒沉百宝箱》有很多的差异之处。《李娃传》、《霍小玉传》中最大的社会压力来自于封建社会的伦理道德，等级门第，而在《杜十娘怒沉百宝箱》中矛盾的原动力来自于银子。可以看出明代与唐代相比，社会意识形态的发展和市民阶层意识的增强。当然，从唐传奇到明话本，我们可以看出一种继承上的发展。从《李娃传》、《霍小玉传》到《杜十娘怒沉百宝箱》，也可以明显看出这一类妓女生活的流变。莘瑶琴、杜十娘显然比李娃、霍小玉们更多了几分独立的自我意识，特别是杜十娘，通过强烈的方式来维护独立的人格，捍卫自我尊严。
这些变化与发展是与当时明代的社会文化背景分不开的，封建社会发展到明代后期，已经明显表现出衰落。在经济上，产生资本主义萌芽，市民阶层的力量不断壮大，形成了一股不可忽视的重要的社会力量，这就打破了“万般皆下品，只有读书高”的传统认识，社会力量发生了一些变动与调整。在这种情况下，人的自我从过去重重的封建等级束缚中逐渐苏醒，人文思潮有了较大发展，这种人文思潮也影响到对女性的人文关怀上。杜十娘与以前传统文学中要求从良的妓女相比，多了对个人人格尊严的认识与捍卫，这也是一种人性自我意识的张扬。除此之外，由于商业的发展和其在社会中所占的重要地位，金钱成为一个不可忽视的因素出现在小说中，推动情节的发展，这一变化尤其表现在《杜十娘怒沉百宝箱》这篇小说中，银子成为明代社会生活、历史背景的一个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
《杜十娘怒沉百宝箱》这篇小说，银子代替了封建礼法成为悲剧产生的原动力。银子也可以说是这篇小说的线索，是矛盾冲突中来展现人物性格的催化剂。小说自始至终把银子的聚与散，百宝箱的隐与显作为情节发展的线索来写。小说一开始写的便是朝廷用兵而粮饷不足，因此暂开纳粟入监之例，李甲才作为纳栗入监的监生来到北京城，可以说正是银子把李甲引入了小说的舞台之上。然后写李甲进妓院，撒漫用钱，朝欢暮乐；待至囊中空虚，鸨儿要翻脸，于是引出三百两银子来为杜十娘赎身。在凑足三百两银子的过程之中，应该说杜十娘是工于心计的，她要考察李甲对她的感情，便曲曲折折走向目的，充分描摹出银子对各种人物的支配力量，人物之间的种种复杂关系。送别之时，又引出描金文具，通过种种铺垫，酝酿气氛，一浪浪地推进，才推出这“封锁甚固，正不知什么东西在里面”的神秘玩艺来，在南行途中，他们也不时为银子娓娓谈心，杜十娘先拿出二十两，又开箱子取出红绢袋，还安慰李甲“勿忧”，“他日寄寓吴越”，“也有山水之费”等。作者用笔的重心，显然是放在银子上，后来孙富挑拔李甲，使尽心机，理由说得头头是道，而最能击中要害、致李甲于困惑难解之境的，也是银子，而促使李甲叛变十娘，出卖灵魂，最终导致悲剧的，还是孙富出的千两银子。杜十娘跟银子一道跃进大江中毁灭了，李甲随着银子的压力大小而变化着感情，最终还原为银子的奴才。这惊心动魄的结局，似乎透示出明末社会的一种新信息：银子的力量左右一切，封建的礼法门第和利禄功名，也是从属于银子，李甲要是早知道描金文具中装的是什么，说不定也是不会顾及什么“父子天伦”的。
亚里士多德在《诗学》中说过，好的情节要有“突转”与“发现”。苏轼在《答谢氏师书》中也说“大略如行云流水，初无定质，但常行于所当行，常止于所不可不止，文理自然，姿态横生”。此篇小说的文笔生动准确，行文极见功力、真切传神。如十娘拿到描金文具时“也不开着，也不推辞，但殷勤作谢而已”，就为下文伏笔，暗示了了十娘的心中有数。还有十娘知道真相后“放开两手，冷笑一声道”，把十娘当时的愤怒与蔑视以及痛苦的内心显露无遗，十娘在投江前指责李甲“妾椟中有玉，恨郎眼内无珠”，这双关的血泪奇文，内涵丰富，不是大手笔者是写不出来的，作品在简捷、流畅中摇曳多姿，铺排陈设。最后一段柳遇春梦见十娘的浪漫情节，把作为这一悲剧的主人公，身上显现出令人眩目与振撼的人格力量。她虽然流落风尘，却无任何庸俗气，她作风端庄，行事豁达、谨慎，心灵高尚，感情坚贞，她不轻率，不轻信，勤于思索，善于观察，考虑未来前途时深沉而自制，直到最后，她暴风雨般的行动，跟丑陋无情的现实决裂，竟是那样从容。和李娃相比，杜十娘多了几分坚贞与深情，多了几分练达与刚烈；她甚至没有花魁娘子莘瑶琴的虚荣与浅俗；更不会像金玉奴似的，劈头劈脑打了莫稽一顿，就甘心厮守着毒蛇肠的男子，她是一个维护女性人格尊严的典型。不是以“从良”为生活目的，而是追求建立在人格平等与相互尊重基础上的爱情，她最后以百宝箱怒沉江底，用生命来维护自己的爱情理想和人格尊严。难怪作品中也称赞杜十娘是“千古女侠”，这一形象对李香君（孔尚任《桃花扇》的女主角）、雪艳娘（李士《一捧雪》的女主角）等一代巾帼产生了深刻的影响。这样她就超越了市井妓女的范畴，有很深很广的概括意义，是中国古代最出色的女性形象之一。
作为与杜十娘形象相对应的李甲，也是具有很深的典型性与时代性。他是公子哥儿、纨绔子弟、寻花问柳、慕色爱美，有一般庸人的常态，他也爱，却没有投入整个生命的勇气，总在徘徊不定，是那种孱弱的凡夫俗子。同样是背信弃义，他与传统文学作品中的张生、李益们相比，则多了些被动的心虚。与《霍小玉传》、《莺莺传》中的背信弃义者在封建礼法的绳锁的有形无形的束缚之下所做的选择不同，李甲更多的是由于“银子”的问题，李甲这个人物形象已从传统文学中十年寒窗苦读的书生文人，退化成了纳粟入监的监生。与同时代的《卖油郎怒沉百宝箱》中的商人秦重相比，他没有秦重的诚挚、踏实，秦重尊重莘瑶琴，爱护她，而他则是自私、优柔寡断，是一个斯斯文文的小丑。
文学是一定社会生活的反映，其中必然会体现时人的意识观念。《杜十娘怒沉百宝箱》是一篇纯正的悲剧，具有很深刻的社会性、现实性，是明末社会现实生活的真实反映。章学诚说过：“不知古人之世，不可妄论古人之文辞也。知其世矣，不知古人之身处，亦不可遽论其文也。”但是由于认识的差别，在不同的作品中也会有不同的体现。与《杜十娘怒沉百宝箱》相比，《卖油郎独占花魁》是喜剧，笔墨比较柔婉，写的黑暗中的一丝光亮与甜蜜，表现出市民阶级所具有的重感情重人格的爱情观念，苦难生活的一丝慰藉，不足以发掘出妓女的生活和生命的本质。《玉堂春落难逢夫》以曲折的悲剧情节开始，以勉强的，不协调的团圆喜剧结局，缺乏真实性。《金玉奴棒打薄情郎》的喜剧是凑出来的，其本质是深刻的悲剧，因而情节不协调，团圆的尾巴损害了它的思想和艺术深度。只有《杜十娘怒沉百宝箱》通过紧凑、不蔓不枝、节节相扣的情节展现出悲剧人生，不仅风格前后统一，故事精炼、真实，更深刻反映了那个社会的本质、人的本质，具有很高的思想性和艺术性，所以它是中国古代短篇小说中艺术最上乘的作品之一。
郑伟，戚万法，山东东营职业学院教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