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7年第6期
对于丹能否少一点苛责
作者：邵红光 曹成玉
对于坚守文化尊严的立场、对传统文化保持敬畏以及对传统文化的传播保持一种严谨和审慎的态度，无疑这是值得充分肯定的，尤其是当前“水煮”系列的作品为了迎合部分读者和受众的低级趣味，把传统文化的精髓荒诞化、把严肃的经典作品肆无忌惮的窜改成搞笑和调侃的媚俗快餐等等，这些对民族传统文化极不负责任的行为，我们呼吁应该进行严肃的批判和坚决的抵制，而且易中天、于丹等人以大众传媒为平台一夜成名、身价倍增的现象背后，一些人为了名利把学术研究功利化、为了吸引眼球把高雅文化低俗化，为了学者和媒体的共同利益把文化传播完全商业化等等不良的效应也可能因此而产生，所以对此进行理性的思考是很有必要的，同时，对于《论语》中某些尚无定论、疑义颇多的内容进行学术上的争论、对于于丹教授讲课中出现的某些理解上的失误进行批评这些原本都无可厚非，但是如果要打着坚守文化尊严的旗号、把于丹等人的学术观点等同于媚俗的精神垃圾因此而完全、彻底地否定于丹教授在“百家讲坛”中所表现出的渊博的学识、良好的口才、以及对中国传统文化传播所产生的积极影响显然是偏激和片面的。
首先，从对待传统文化的态度而言，一直以来我们对于文学乃至整个文化都讲究的是雅俗共赏，我认为这不仅仅强调的是雅和俗的作品都具有各自的艺术魅力，都值得引起我们的关注，同时还应该包括无论什么类型的优秀传统文化，都应该有给高雅的“精英”和通俗的普通民众“共赏”的宽广胸怀和平和心态。所以高雅的传统文化不应该故作高深，精通高雅文化的“精英”也不应该故作神秘。否则，高雅文化永远被收藏，永远被束之高阁，只让少数人享用，这和精神世界的专制与独裁没有任何分别；精通高雅文化的社会“精英”永远自命不凡，高高在上，永远保持一种自我感觉良好的优越感，这和自慰与意淫同样也没什么两样。其次，从文化传播的内容和途径来看，我们需要尖端高深的科学专著，也需要通俗易懂的科普读物，他们各有所长。而且大众媒体只是一个平台，借助大众传媒来普及文化只是一种手段而已，他和象牙塔里的讲课、讲座就传播的作用而言并没有什么质的区别，而且不可否认的是，在当今这样一个传媒发达的时代，传媒正日益显示出其不可替代的优越性，通过传媒我们所了解的易中天也好，于丹也罢，确实让我们对传统文化有了更多的关注和更新的认识，至少是对于提高人们对传统文化的兴趣起到了极大的促进作用。所以当易中天和于丹分别用自己的视角和当代人的语言分别来解读《三国演义》和《论语》的时候，我们不应该老是对一些有争议的问题和于丹的少数失误耿耿于怀，毕竟他们也只是一家之言；当他们用现代人的眼光和语言来评判历史、解读孔子作品的时候，他们不同于一般“水煮”作品的恶搞和颠覆，因为毕竟高雅绝对不是建立在远离现实、故作清高的基础之上。
我从3月5日新华网的消息获悉，此次于丹面对的是以中山大学、北京大学等名牌高校中一批拥有学士、硕士、博士、副教授等光环和头衔为首的批判者，而且其阵容之特殊，观点之偏激以及别人售书现场搅局的极端行为，不禁让人感叹当前的中国学术批判到底是怎么了。试想，一个除了有显赫家庭背景但是却一无是处的男人，自己讨不着老婆，成天却偏偏还要对隔壁邻居家的漂亮小媳妇挑三拣四、横加指责，并时不时非要拿自己的家世和出身来显摆，夸耀自己将来要找多么漂亮能干的老婆，这多少显得有点滑稽和可笑，尤其是售书现场的搅局似乎也大大超出了学术批判的范畴。“人怕出名猪怕壮”，用鲁迅先生的话来说，不知道这是不是也可以看作是国民劣根性的又一突出体现。但是，笔者在这里并没有刻意要去追究那些批判学者的主观动机问题，我所深表忧虑的是，如果我们的学术批判不是建立在深厚的学术修养、令人惊叹的学术造诣和公平、客观的批判原则之上，而是继续这样缺乏理性的盲目指责，继续受传统“文人相轻”狭隘思想观念的支配，妄自尊大，这无疑是很可怕的。
当我们不再苛责于丹，当我们的耳边少一点非理性的攻击，多一点纯学术的探讨，当我们以一种轻松快乐的心情看易中天先生的《品三国》，看于丹教授的《论语心得》，借助人们喜闻乐见的传播平台，让“会看的看门道”，不会看的哪怕就看点热闹，我相信总比把传统文化固锁在象牙塔里和故纸堆中的效果还是要好的多。当我们传统文化中的精髓能被不同的社会阶层和群体共同学习，当我们以一种平民化的心态来传播我们的传统文化，真正实现“雅俗共赏”，我们的传统文化才能更加广泛的传播和传承。我相信只有这样，孔子才会发出这样由衷的感叹——“善莫大焉”，虽然我们远隔千年。
邵红光，曹成玉，江苏靖江高级中学教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