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7年第7期
张爱玲作品女权意识的苍凉
作者：刘 群
二、正视女性
正因为有着清醒的女权意识，张爱玲围绕着女性在真正意义上与男性平等这一女性生存的终极理想，执着地思考和探寻着女性存在的意义。尽管她的解答并非全部正确，但她的思考和认识无疑严肃深刻而颇具独特性和启发性。
在张爱玲的童年世界里，母亲对她的影响是潜移默化的。容貌出众、清雅秀丽的母亲是个“喷香水，梳爱司头，着色泽艳丽的旗袍”[6]的时髦女性。这让她十分羡慕，期盼自己赶快长大做一个像母亲一样美丽成熟的女人。她迫不及待地向母亲宣告：“八岁我要梳爱司头，十岁我要穿高跟鞋，十六岁我可以吃粽子汤团，吃一切难以消化的东西。”[7]香水、爱司头、旗袍、高跟鞋，这些都是女性具有的性别元素。张爱玲认为，女人之所以为女人，是因为女人拥有独立的存在价值，这种存在的价值就是女性的特质。这是女人区别于男人的本质，也是一切女性之美产生的根源。基于这种认识，张爱玲笔下的女性几乎都有美丽的瞬间。如恋爱中的葛薇龙、郑川嫦、姜长安、王娇蕊等。即使是那个被所有亲人恨透了的变态女人曹七巧，也有过美丽的时候。《金锁记》里这样写道：“年轻时有过滚圆的胳膊”，“十八九岁做姑娘的时候，高高挽起了大镶大滚的篮夏布衫袖，露出一双雪白的手腕”，并且有许多青年“多少对她有点真心”。
女性的特有气质，正是女性生存的“永恒性”特质。所以张爱玲反对“女扮男装”——即女性向传统的男性角色规范认同。挣扎着去女扮男装的行为，不过是一种“扮演”或“冒充”男性角色进入男权秩序，与男性并驾齐驱的同时也就丧失了女性的特质。在当时的解放区文学中，一大批自觉走向革命道路的女性大多是“女扮男装”。她们像男人一样剪短发，像男人一样穿着宽大的衣服，像男人一样风风火火大大咧咧，几乎丢掉了女性的性别特征。这是解放的妇女吗？肯定不是。雄性化的女性不是真正意义的男女平等，女性“第二性”的角色并未改变。这在40年代是很前卫的女权意识。
在几千年的封建社会中，男人在女人心目中的地位至高无上，具有绝对的权威。女人必须崇拜、服从和依附于男人，像仰视上帝一样仰视男人。两性角色的不平等，使得男人拥有的权利远远超过女人，那么，他自然是勇猛、强悍、刚硬、伟岸、充满阳刚之气。男性的外在形象特征在很大程度上表明了男性的权威性。在褒扬女性女神之美的同时，张爱玲却对男性形象极端贬抑。她笔下的男性，正如夏志清所说，都是“阴郁的、别扭的、女性化”的男人，[8]主要表现在肢体残障、猥琐无能、心理阴暗、道貌岸然、狂嫖滥赌、昏庸懦弱。生活的内容只是抽鸦片、玩女人、讨姨太太、贿赂权贵买个白吃不干事的闲位置，彻底失去了诸如责任、义务等社会赋予的角色内容。《金锁记》中的姜二爷，出生于富贵之家，却天生一副残废畸形的躯体，“坐起来，脊梁骨直溜下去”。《小艾》里的五老爷席景藩虽说一表人才，也只是一个吃喝玩乐毫无责任心的人，最终当了汉奸死于非命。《花凋》中的郑先生是个“酒精缸里泡着的孩尸”；《茉莉香片》中，作者对聂传庆的描写多处提到其“女性化”。张爱玲似乎给我们一个暗示：辉煌、英雄的男人并非坚不可摧。“即使是在绝对的男权时代男人也未必个个或时时、处处都与软弱和怯懦无缘，更未必都是女人的庇护者。”[9]男性正代表了中国的宗法社会、旧的大家族对女性的君临。对男性的贬抑，反衬了女性对封建制度的反抗和讥笑，表现出对男权社会的强烈解构意识。
张爱玲之前的一批女作家，在五四新思潮的鼓舞下，一直把“爱情自由”“婚姻自主”作为笔下女性主人公奋斗的目标。就当时的现状而言，这样的时代女性并非作家关于女性解放的浪漫幻想。然而，由于五四时期的中国社会从总体上看依然是封建观念盘根错节的社会，敢于追求“爱情自由”“婚姻自主”的时代女性在整个中国女性世界中毕竟只是凤毛麟角的个别存在。张爱玲的女性书写以更加贴近普遍意义的女性存在的本真颠覆了“五四”以来很多女作家共同创造的关于女性彻底解放的神话，标志着女权思想由狂热、昂扬奋发的觉醒期，进入到理性冷静的内省期。这种来自女性自身的审视与关注，比同时代的人和一切男性作家或其他女性作家更彻底、更坦荡、也更人性。“她所表现的是女人最基本的生存活动的艰辛，这就更具有中国特色，也更切入到中国女人的生命深处。”[10]但是，张爱玲作品大都与时代大背景相游离，这也使得她成熟而深刻的女权意识在相当长的一段时期里仅仅是一个美丽的“苍凉”的手势，但却有着“于无声处听惊雷”的戚美的震撼。
注释：
[1]转引自乔以刚：《低吟高歌——20世纪中国女性文学论》，南开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105页。
[2]温静：《试论张爱玲小说的文学价值》，《学术交流》，2005年第5期。
[3][4]刘慧英：《走出男权传统的樊篱——文学中的男权意识批评》，三联书店，1996年版，第60页。
[5]张爱玲：《谈女人》，《张爱玲文集》（第四卷），安徽文艺出版社，1992年版，第68页。
[6]于青：《张爱玲传》，中国华侨出版社，2003年版，第12页。
[7]张爱玲：《童言无忌》，《张爱玲文集》（第四卷），安徽文艺出版社，1992年版，第88页。
[8]夏志清：《中国现代小说史》，香港友联出版社，1979年版，第353页。
[9]刘慧英：《走出男权传统的樊篱——文学中的男权意识批评》，三联书店，1996年版，第112页。
[10]徐岱：《边缘叙事——20世纪中国女性小说个案批评》，学林出版社，2002年版，第136页。
刘群，女，湖北襄樊学院中文系副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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