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7年第7期
词对社会政教道德的叛逆
作者：张燕舞
与正统文学的诗、文不同，唐宋词从产生、发展、繁荣到消亡，在其存在的全过程，无论是读者还是作者，社会上绝大多数人都将之视为游戏文学、娱乐文学，采取一种既爱赏又鄙视、既欢迎又贬斥的矛盾态度。因此，词就无需受到载道、言志的封建政教道德的束缚，以纯文学、美文学的角色活跃于文坛。事实上，唐宋词的真和美，主要就只是在歌筵洒宴间娱乐和游戏而实现的。甚至连爱国大词人辛弃疾也是如此。其门人范开在辛弃疾49岁时所作《嫁轩词序》就说：“公之于词亦然，苟不得之于嬉笑，则得之于行乐；不得之于行乐，则得之于醉墨淋漓之际。挥毫未尽而容争藏去。或闲中书石，兴来写地，亦或微吟而不录，漫录而焚稿，以故多散逸。”这篇序辛弃疾肯定读过，甚至修改过，所言最为真实。
词的接受过程与一般文学作品的接受过程也不同。一般文学作品是案头文学，其接受程序是：文本至读者。词为音乐文学，要求配合乐曲歌唱。因此，其接受程序就有两种情况：
1、文本至歌者兼读者至听众。
2、文本至读者。
在唐宋时代，词的文体或通过歌者的中介传递给听众，或直接诉诸读者阅读，值得注意的是：当时的歌者基本上为歌妓——一大批地位卑贱且失去人身自由的“十七八女孩儿”。唐宋词的以美人爱情为基本题材，就与歌妓在宫庭、官府、公共娱乐场所和私家的普遍存在有密切关系。大量的爱情词就是在歌筵酒宴间，词人应歌妓之请而创作或赠给歌妓的，内容亦多为文士与歌妓的婚外恋。这种恋爱作为包办婚姻制度的补偿形式流行于唐宋时代。由“父母之命，媒妁之言”捆绑成的夫妻往往没有爱情，封建礼教更加否定爱情，扼杀爱情，而人类本性又需要爱情、追求爱情，因此，爱情的美好价值就通过这种为礼教所不容的婚外恋表现出来。
这样，爱情词首先就反映了人性人情与封建政教道法尖锐的矛盾冲突，作为叛逆封建礼教的精神文明形式而呈现出强烈的悲剧美，引发出文士的怀才不遇与美人的红颜薄命在爱情焦点上的心灵共鸣。以中国传统文学的真、善、美标准来衡量，爱情词确实既真且美。善不善呢？这个分歧可就大了。从封建礼教的眼光来看，“万恶淫为首”，“爱情”与“淫”同义，自然是恶而不善的。但从人性人情的角度立论，就会得出相反的结论，统治阶级的思想就是统治思想，封建社会的习俗就是不容忍自由爱情的，何况是婚外恋，更何况是超越等级界限的士大夫文人与卑贱歌妓之间的恋爱。据叶申芗《本事词》载：岳州教授陈诜与营妓江柳恋爱，知州孟之经恼怒不已，对江柳施以重棒刑罚，还残酷地在她眉间刺上“陈诜”二字，押送辰州乐营管制。陈诜便变卖全部家产，得钱干缗赠送江柳，更赠情词一首：“鬓边一点似飞鸦，休把翠钿遮。三年两载，千扪百就，今日天涯。杨花又逐东风去，随分入人家。要不思量，除非酒醒，不照菱花。”这首词写得情深意重，鲜明地表达了这位小小教授的硬骨头精神和对爱情的忠贞。他嘱咐江柳不要用漂亮的首饰去遮掩眉间的刺字，就是要她一生一世记住这笔仇恨债；他倾诉了自己对江低等永不相负的恋情——自己虽然悲痛得整日喝酒，但只要有知觉照镜子，就会想念，就忘不了她的含冤负屈。封建礼教的重重禁制，社会地位的天差地别，豺狼官僚的残酷压迫，都没能使这位小教官屈服。且不论此词的艺术性如何，但作品所表现的那种为爱情自由而战的无畏精神，却闪耀出了真、善、美的夺目光彩。
宋词的另一类大题材便是爱国抗战。爱国，也就是爱封建专制的赵宋王朝。这本是很正统的，应受到统治者嘉奖褒扬的。可是，南宋小朝苟安江南，先后对金、元采取屈辱投降的卖国政策，爱国与忠君发生了尖锐冲突，构成了爱国有罪的奇怪现象。爱国词在南宋往往就成了“叛逆”词。最明显的例证，是胡铨在南宋与金人签订绍兴和议前冒死上奏反对议和，结果被押送新州编管。胡铨在新州作《好事近》爱国词，“郡守张棣缴上之，以谓讥讪，秦（桧）愈怒，押送吉阳军编管”（《挥麈后录》卷十），当胡铨编管新州时，寓居三山的张元干，作《贺新郎》爱国词赠后，亦被追赴大理寺，遭削籍除名处理。
在南宋王朝，与爱情缺失一样，爱国也有罪，其抒写爱情、爱国情怀的词作便都被封建政教道德视为异端。可是，爱国的民众、爱国的硬骨头士大夫却迫切地需要、欢迎这些激扬爱国热情、抒发爱国悲慨的优秀词篇。无论小朝皇帝与主和臣僚们怎么样仇视，爱国词在民族危机四伏，民族灾难深重的南宋依然非常风行，并出现了伟大爱国词人辛弃疾，形成了爱国的辛派词人群。
更值得重视的是：美人红颜薄命，文人怀才不遇、志士壮士难酬、及爱情违法、爱国有罪的不合理现实，又在宋词中造成了爱情与爱国联姻的情感基础。情歌缠绵悱恻，战歌慷慨悲壮，或在慷慨悲壮的战歌中夹杂着哀怨深婉的情歌之声，或通过哀怨深婉的情歌形式抒发强烈的爱国情感。这都是宋词中最常见的现象，尤其是许多著名词人词作的共同特征。这里，英雄气盛与儿女情长获得了最完美的统一。试看姜夔《满江红》：
仙姥来时，正一望千顷翠，旌旗共乱云俱下，依约前山。命驾群龙金作轭，相从诸娣玉为冠。向夜深，风定悄无人，闻佩环。神奇处，群试看。奠淮右，阴江南。遣六丁雷电，别守东关。却笑英雄无好手，一江春水走曹瞒。又怎知，人在小红楼，帘影间。
这是一首迎送神曲。所写女神为巢湖圣姥。圣姥原为一位美丽的爱情女神。可是在姜夔笔下，圣姥既保持了爱情女神的传统特色，更成了一位抗敌的英雄女神。她“人在小红楼，帘影间”，同时也能“奠淮右，阴江南。遣六丁雷电，别守东关”。这种变化，鲜明表现出姜夔的抗金卫国理想，达到了爱情与爱国的有机融合。
宋词中爱情与爱国在情感内容和表现形式上的有机融合，除了长期的民族矛盾和民族战争所造成的社会环境和时代条件外，双方还存在着共同的凝聚点：首先，爱情与爱国构造了人类最美好的情感领域，都具有强烈的美的追求价值。其次，这两种最美好的情感，在南宋同时处于“叛逆”位置，受到最强大的压抑和摧残，双方在忧患意识的基础上产生了强烈共鸣，无形中促进了有机的融合。最后，美人香草的比兴手法的高度发展与广泛运用，又为双方的融合提供了最适合的艺术表现手段。
总的说来，词体由于在爱情与爱国两大题材内容上对封建政教道德的叛逆，使其遭受到封建政教道德的高压。这种高压，不但没有能扼杀词体，反而使这两类题材的词作在宋代极大地繁荣起来，又大大促进了双方在内容和形式上的融合，终于使宋词成为了“一代之文学”。究其原因，就在于广大民众的迫切需要。这就充分说明：当一种精神产品获得民众普遍喜爱之时，当千百万读者从这种精神产品中获得审美上的极大满足之时，它就具有了不可战胜的旺盛生命力。这时无论怎样强大的外界压力也消灭不了它，就像压在巨石下的野草，一旦逢春，它就会蓬蓬勃勃地生长。唐宋词，就似白居易笔下的“离离原上草”，唐宋时代统治者消灭不了，千秋万代的读者仍会不断地予以欣赏，并从中获是审美上的精神满足，创造出更丰富的思想情感内涵。
参考文献：
1.马积高、黄钧《中国古代文学史》湖南文艺出版社1992年出版。
2.孙英《古典文学理论之最》花山文艺出版社1987年出版。
张燕舞，湖南涉外经济学院中文系教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