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7年第8期

词风·词艺·词语

作者:戴建业




  戴建业,1956年生于湖北麻城市,现为华中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已出版《孟诗论稿》、《老子的人生哲学》、《澄明之境——陶渊明新论》、《唐宋诗词史》等学术著作多部,发表学术论文和英文译文数十篇。
  
  本文试图以清真词为例探讨一下关于词风、词艺、词语等一系列问题。
  清真词南宋以后被誉为词的集大成者,历代的词学评论家把人们用来恭维杜甫的话,又一字不改地用在评价周邦彦身上,称他是书中的颜真卿和诗中的杜甫。周济在《介存斋论词杂著》中说:“美成思力,独绝千古,如颜平原书,虽未臻两晋,而唐初之法,至此大备,后有作者,莫能出其范围矣。”陈廷焯《白雨斋词话》也说:“词至美成,乃有大宗,前收苏、秦之终,后开姜、史之始,自有词人以来,不得不推为巨擘。”
  不过,称周词为集大成,拟邦彦为“词中老杜”,只是就其艺术技巧上综合前人之长而言,并不是说他词中内容有如杜甫那样负海含天深厚博大。与他那精工的艺术技巧相比,清真词的意境要显得贫乏单调得多。这里没有柳永的真率热情,没有苏轼的豪爽旷达,更没有辛弃疾的英雄浩气,有的只是平常的“悲欢离合羁旅行役之感”(王国维《清真先生遗事》),虽然其中不乏文人的细腻优雅,但是难见远慕高举、豪放飘逸、悲壮崇高等深刻的情怀,在情感的丰富深厚上并没有超出前人的地方,所以王国维颇有微词地说:“美成深远之致不及欧、秦。唯言情体物,穷极工巧,故不失为第一流之作者。但恨创调之才多,创意之才少耳。”(《人间词话》)南宋著名词人张炎也认为:“美成词只当看他浑成处,于软媚中有气魄,采唐诗融化如自己者,乃其所长;惜乎意趣却不高远。”(《词源》)他的确缺乏柳永、苏轼、秦观、辛弃疾等词人那种迷人的个性,只是一个风流、博学而又细腻的文人,人们之所以给他带上“集大成”的桂冠,全在于其词技巧上的包罗万汇,陈匪石在《宋词举》中说:“两宋之千门万户,清真一集,几擅其全。”清真词的确算得上是自唐至北宋填词艺术经验的总结。
  周词的创作方法也是北宋南宋之间的转折点。周以前的词人不论是豪放如苏轼还是婉约如柳永,体裁不论是长调还是小令,都以直接的情感抒发和表现为主,词人敞开心扉让情感的激流或小溪尽情流淌,情感的洪流淹没了文字,读者也只陶醉于词的情感而忽略了词的语言,如“问君能有几多愁,恰似一江春水向东流”(李煜《虞美人》),“大江东去,浪淘尽、千古风流人物”(苏轼《念奴娇》),“柔情似水,佳期如梦,忍顾鹊桥归路!两情若是久长时,又岂在朝朝暮暮!”(秦观《鹊桥仙》)“人有悲欢离合,月有阴晴圆缺,此事古难全。但愿人长久,千里共婵娟”(苏轼《水调歌头》),“执手相看泪眼,竟无语凝咽”(柳永《雨霖铃》)。它们都是以情感迅速直接地打动人心,甚至使读者完全忘记了它的语言——尽管它们的语言也很美。但是,在周邦彦那里直接的情感抒发让位于精心的思考,不是让自己在具体情境中的惆怅、愁怨、相思、希冀等情感自然倾泄,而是全力在传达技巧上精磨细琢,专心于语言的典雅浑成,结构的曲折繁复,音韵的和谐悦耳,知识学问和文化修养在词的创作中起着重要的作用。虽然功力的深厚和学识的渊博使他的词达到了浑成的境界,但在词中却留下了人工打磨的印记。读他的词最先引人注意的是语言的精工、结构的巧妙以及音调的掩映低徊,不是为词中情感牵着走,而是对词中技巧的击节赞美,新鲜活泼的情感让位于精心结撰的高明技巧。人们对其“顿挫之妙,理法之精”倾心折服,对其“模写物态,曲尽其妙”叹为观止,对其“清浊抑扬,辘轳交往”的音律之美更是一唱三叹,但几乎不仅不能为他词中的情感如醉如痴,甚至对这些情感十分隔膜。这一方面是他的情感本来就不浓烈,另一方面是词中的情感已不是自然的流露,它们经过了人工的修饰和安排,因而减弱了新鲜情感的强度。王国维在《人间词话》中说:“美成词多作态,故不是大家之象,若同叔、永叔,虽不作态,而一笑百媚生矣,此天才与人力之别也。”周邦彦的词不是随兴挥洒的天才产物,而是勤学苦练得来的人工产品,所以周济在《介存斋论词杂著》中只赞叹“美成思力,独绝千古”。它是对周邦彦广泛地继承前人之所长,尤其是以凝思苦索的安排取胜这一特色的总结。由于它们是思力安排的结果,所以读者也必须用心思索才能明白词中的情意,如果只凭情感或直觉读他词会感到隔膜,俞平伯也认为:“周邦彦的词,在两宋人中技巧性很强,自有一些不大容易了解的地方。”(《论诗词曲杂著》)
  那么,他的技巧表现在什么地方呢?首先是结构的曲折繁复,其次是语言的浑成典雅,再次是体物的穷极工巧。我们现在结合他的词来解析这些特点。
  
  一、结构:曲折繁复
  
  周词受柳永词风影响很大,特别是长调慢词的铺叙手法方面二者有密切的承继关系,柳永长调的铺叙手法十分成功,与感情的直接自然倾吐相一致,叙述上按时空顺序向前一层层展开,以平铺直叙的“实说”为特点。周词虽也善于叙述铺排,但在结构安排上与柳异趣,它常常打乱时空顺序,变柳的直笔为曲笔,多用繁复交错的曲折手法。柳词的叙写方法是平面的,周词的叙写方法是立体的,这也就是陈廷焯论周词时所谓“顿挫之妙,理法之精”(《白雨斋词话》)。如《夜飞鹊·别情》:
  河桥送人处,良夜何其?斜月远堕余辉。铜盘烛泪已流尽,霏霏凉露沾衣。相将散离会,探风前津鼓,树杪参旗。花骢会意,纵扬鞭,亦自行迟。迢递路回清野,人语渐无闻,空带愁归。何意重经前地,遗钿不见,斜径都迷。兔葵燕麦,向残阳,影与人齐。但徘徊班草,唏嘘酹酒,极望天西。
  起笔从送人处写入,“送人”是事,为全词感慨之由,“河桥”是地,为后片“前地”伏笔。接着便从事与地说到时与景,以疑问语点明送人的时间。送人送到桥头是古人的习惯,相传为李陵送别苏武的古诗中,就有“携手上河梁,游子暮何之”的诗句,诗中的河梁就是本词中的河桥,“良夜何其”明用《诗经·小雅·庭燎》中“夜如何其,夜未央”的句子,同时暗用苏轼《后赤壁赋》中“月白风清,如此良夜何?”如此美好的夜晚不是用来欢会,却是在此时送别分离,这该是多么让人惆怅难堪。同时这句也是在暗问良夜已是什么时分?第三句是对这一问话的回答:“斜月远堕余辉”,斜、远二字都是写月亮已偏西隐去时的光景。将坠的斜月只剩余光,已残的盘烛空堆红泪:足见离筵之久,絮语之多。“斜月”是夜景,“烛泪”指离会。不说“铜盘蜡烛已燃尽”而说“铜盘烛泪已流尽”,是借物来煊染衬托人的感情,它巧妙地化用杜牧的“蜡烛有心还惜别,替人垂泪到天明”的诗句(《赠别》)。霏霏写出夜中露气迷蒙晦暗,把人的衣服沾湿,也说明野外话别的徘徊眷恋之久。斜月、烛泪、凉露,都是一些带凄凉情调的景物,暗示了送者别者之间感伤抑郁的心情,这就是人们常说的情景交融,这三个意象都是一个感伤的人眼中的景象。酒阑、烛尽、夜深,其势已不可再留,其情又不忍遽别,双方希望能多留一会就多留一会,“相将”三句就是这一情景的写真。“相将”是当时的口语,即现在所说的“即将”或“行将”,离会即离别的宴会。离宴快散了还是恋恋不舍,不时暗暗用耳朵探听渡头报时的更鼓,用眼睛去探望树梢上星辰移动的位置,参旗是星辰名。“探”字领下两句,写出了双方依依不舍的情绪,“探”字有关心之意,关心津鼓的声音与星辰的位置,表明他们对别前短暂时光的珍惜。既是探听水边渡头的更鼓,别者自然是走水路了,如果柳永写此词必定要续写上船与开船,可周词却突然转到骑马的送者,说“花骢会意,纵扬鞭、亦自行迟”,这种承接使读者有突兀之感,陈廷焯《白雨斋词话》说:“美成词有前后若不相蒙者。”这种前后好像没有任何联系正是结构中的“断”——曲折、顿挫,即将正在叙述的东西突然中断,掉转笔头去写另一件事,这种跳脱的笔法与柳永直叙的笔法是不相同的。这三句是以物来写人,马犹如此,人何以堪?马且行迟,人意可想。通过移情的手法以物之有情映衬人之深情。
  

[2] [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