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7年第8期

中国现代小说风俗叙事的兴起

作者:李 莉




  正如现实主义的创作态度使鲁迅常不由自主地驻笔于优美的风物、迷人的风情、神奇而极富情趣的礼仪,于掩映如画的叙述之中,展示风俗迷人的丰富性,20年代的冯文炳也并不回避风俗之中悖于自然人情人性的因素和古朴人生中种种难以避免的悲凉无奈。爱与美的毁灭、真与善的销蛀,在《浣衣母》、《河上柳》等作品中皆留下了明显的痕迹。纵有众人的爱戴和关心,李妈孤苦无依的命运已是“不可挽救”的事实。一旦她步入搭帮着一个中年男子过日的境遇,风俗立刻露出了它那狰狞的面目,使这个曾经被全城人誉为“公共的母亲”的老人,顿时失去了原有的道德价值,在人们的眼中变成“城外的老虎”。李妈则一如祥林嫂似地“反复”对人诉说:“人很好,比大冤家只大四岁。……唉,想不到自己儿的福,靠人的!”也一如祥林嫂般地遭遇人们的漠视和遗弃。对此作者虽然没有做《祝福》一般的沉郁的悲剧处理,悲凉之音却在和谐安宁的对照下显得极为哀婉凄恻。
  风俗叙事兴起于新文学的发轫期,形成了较成熟的艺术形态,不仅对三、四十年代乃至当代小说叙事产生了巨大的影响,为新文学的民族化建设有着筚路蓝缕之功[12],对“五四”时期中国小说的现代化进程也起到了一定的推动作用。现代小说发展至民初,言情、黑幕充斥文坛。风俗叙事写实凡俗人生状态,将底层社会普通男女最基本的日常生活面貌第一次大规模地呈现于小说艺术的殿堂,彻底地打破了旧文学多写英雄豪杰、才子佳人的陈套旧习,使小说摆脱了民初以来“为云愁月、为花愁风”的思想情调和“有句皆香,无字不艳”的艺术趣味,一扫陈腐委琐的小说风气,为“五四”文坛吹进了一股质朴清新之气。同时,突破传统小说陈陈相因的艺术格式,以风俗特有的叙事功能推进了现代写实小说的散文化进程。这主要表现为风俗叙事摒弃了传统小说以事件的发展为骨架、有始有终的情节叙述结构,代之以琐碎的生活场景或散漫的日常生活流程。起、承、开、合等传统小说的章法技巧被作者搁置一旁,不讲究故事的曲折生动,不追求情节的连续完整,着意于古风习俗之中普遍人生形式的勾勒,结构随意而散漫。冯文炳的叙事艺术充分吸收了古代笔记舒缓自由的叙述风格,小说叙述的主体画面多为散漫的日常生活流程,充斥其中的是一幅幅流动着的风俗生活图景和大量的自然风物,人物隐逸其间,与古风习俗及自然风物交融一体,神气韵致自然地呈现于世态风情之中,小说叙事因而每至“意境化”的艺术境界,颇具诗质。日常生活与大量风物的渗透一方面造成叙述节奏的舒缓与情节的延宕,一方面则强化了叙事氛围的营造,使之拥有独特的抒情功能。有别于同时期创造社小说表现型抒情叙事的直白和强劲,风俗叙事使创作主体悠长的情思氤氲在人事景物之中,如烟似雾地弥漫在字里行间,也无处不在地淡化小说情节。此外,风俗本是集体生活经验的对象化,是群体意识反复积淀的结果,是人类最直接的原生态生活,风俗叙事以风俗生活中代表群体生命状态和一般人生形式的单纯、虚化的人物,替代了有着复杂个性的典型人物的塑造,且往往取消时、地等确定的现实特征,剔除可能出现的偶然、个别因素,表现风俗生活的原汁原味。如果说郁达夫等早期浪漫派作家以结构的心理化,将中国小说由史传化倾向“引向散文化的领域”[13],那么这散文化的范围显然还仅限于抒情小说的范式。叙事的风俗化,使写实小说的散文化成为可能。
  
  注释:
  [1]巴尔扎克,《人间喜剧·前言》,《西方文论选》下卷[M],上海译文出版社,1979,第168页
  [2]托尔斯泰,《日记》(1865年9月30日),《古典文艺理论译丛》第1册[C],第200-201页。
  [3]《文学研究会宣言》,《小说月报》第12卷第1号。
  [4]周作人,《平民文学》[J],《每周评论》1919年第5期。
  [5]关敬吾,《民俗学》[M],中国民间文艺出版社1986年版。
  [6]周作人,《看云集·拥护达生篇》[M],开明出版社1992年版。
  [7]参看1922年10月17日歌谣研究会研究会创刊号,《歌谣周刊》宣言。
  [8]周作人,《地方与文艺》[A],《周作人文类编》第3卷,湖南文艺出版社1998年版,第79页。
  [9]沈雁冰等,《民国日报》副刊《觉悟》1921年5月31日。
  [10]李汉俊译,《犹太文学与宾斯奇》[A],《小说月报》第12卷第7号。
  [11]汪曾祺,《谈谈风俗画》,《汪曾祺文集》[M],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
  [12]李莉,《中国现代乡土小说的民俗化》,《理论月刊》2001年第7期。
  [13]杨义,《现代小说史》第1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86年,第 564页。
  李莉,湖北工业大学外语学院语言文化传播系教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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