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7年第8期
汪曾祺先生的文论思想
作者：王艳文
一、创作论
创作论是从作者这个角度来谈汪老先生的文论。首先，作家的生活经历，尤其是他的童年生活经历对作家的创作有重要的影响作用。汪老出身一个士绅家庭，祖父是清朝末年的拔贡，父亲汪菊生是一位熟读经史子集的儒生后代。琴棋书画无所不通，花鸟虫鱼无所不爱，汪老从小聪颖过人，又饱读诗书，倍受父亲的宠爱。这种幸福快乐的童年生活是汪老一生起之不尽用之不竭的创作源泉，汪老很大一部分的小说都是取材于故乡高邮童年时代的生活。评论家常谈到他的小说时说“题材回忆论”说的就是这个意思，汪老在《道是无情却有情》也指出“我的小说有一点和别人的不一样，写旧社会的多——我承认我对旧社会还是更熟悉一些，吃得透一些，对新社会，还没有熟悉到从心所欲，挥洒自如的程度”。
其次是青少年时期的求学生涯对他创作的影响。尤其是在西南联大，在西南联大，他的沈从文的入室弟子，得意门生。汪老在《沈从文与他的〈边城〉》中说他好像命中注定要当沈从文先生的学生——逃难在乡下只带了两本书，一本就是《沈从文小说选》，报考西南联大主要是这个大学中文系有沈从文等人。沈从文在西南联大共开了三门课，各文体写作、创作实习、中国小说史。汪曾祺全选了。在《沈从文在西南联大》中汪老一再提及“你要是听懂了他的话----你会受益匪浅，而且会终生受用的。”“我追随沈先生多年，受到效益很多。（《两栖集述》）”联系汪老的创作实际，他在小说题材、创作风格上与沈从文确实是受到沈从文的很大影响，甚至可以说是一脉相承的。
再次，广博的文化知识也是作家进行创作的前提。汪老的主张一是多看。“我从小就喜欢到处走，东看看，西看看——也许是这样的东看看，西看看的习惯使我后来成了一个作家。（《大淖记事是怎样写出来的》）”这正暗合了一句成语：见多才能识广。二是多读。“作家应该博学，一般的名著都应该看看（《谈风格》）”“有人问我受哪些作家的影响比较深厚感情，我想了想，古人有归有光，中国现代作家有、有鲁迅，沈从文，废名，外国作家是契苛夫，阿克林。（《谈风格》）”从汪老的言谈中我们也可以看出汪老是博览群书的，古今中外，无所不读。
二、文本论
文本论也就是作品论，之所以用文本而来代替作品，目的是为了强调文学作品自身的独立性，强调它与作者和读者的间离性。在这一部分我将从六个方面来论述。
3、语言
“语言是艺术，不是工具。”这是汪老在《揉面——谈语言》是提出的。的确，文学是语言的艺术，语言不仅仅是工具，不仅仅是形式的问题。汪老一句平淡的语言观却非常深刻地接近了现代文学理论对语言问题的研究，把语言放在本体论的地位上来讲语言的重要性，有别于把语言作为表达方式、手段技巧来影响文学活动的工具论范畴的传统文学理论语言观。
“语言的唯一标准是准确”，“一句话要找一个最好的说法，用朴素的语言加以表达”。“好的语言都是平平常常的，人人能懂的，并且也可能说得出的语言——只是他没有说出来，人人心中有，笔下所无”。汪老的上述言论实际上是主张用恰到好处的语言来写作，且这种语言是以平淡见长，要做到自然天成而不露痕迹，要做到刻意雕琢又而无迹可寻。用简单的话说就是讲技巧到了无技巧（看不出技巧）的炉火纯青的地步了。
“语言要和人物贴近。”这讲的是人物的语言要符合人物的年龄、身分、地位、教养。
2、人物
汪老在《小说创作随谈》中说：“我觉得在小说里，人物是主要的，功者是主导的，其它各个部分是次要的，是派生的。”但汪老的小说好像一般都用很长的篇幅来写风俗和气氛，这是不是与他的文论观相冲突呢，其实不然，汪老在很多评论中对此进行了解释。“风俗即人物，”“小说里写风俗，目的还是写人。不是为写风俗而写风俗，那样就不是小说而是风俗志了”“写风俗是不能离开人物的，不能与人物脱节，和故事情节游离，写风俗不能留连忘返，收不到人物的身上”。那么作者为什么用风俗来写人物呢，之所以这样做是因为只有在这样的风俗和气氛中才有可能出现这样的人物。这样做是为人物的出场作铺垫，人物一出场，它的性格就水到渠成了。
3、主题思想
“作品的主题，作者的思想，在一个作品中必须具体化为对所写的人物的态度，感情。所谓思想，我认为即作者自己所发现的生活中的美和诗意，作者自己体会到的生活的意义。”汪老说的作品的主题思想就是讲作者对人物的倾向性与对生活的看法。那么应怎样表达呢。汪老在《道是无情却有情》中明确地指出“作者的态度是要让读者知道的，但是只能是“流露，不能特别的说出，作者的感情态度最好是溶化在叙述描写之中，隐隐约约，存在于字里行间。”汪老不主张把主题思想直接告诉读者，而是用含蓄的方式，不能一览无遗。“话到嘴边留半句”唯有这样，才不致于把话说得太白， 太直，太露。只有这种含蓄和有节制才给作品留下空白，给读者留下审美的空间，调动读者的想象去填补读者在文中暗示了的但又没有说明白的言外之意来。
4、结构
汪老在谈到作品的结构时用一个字概括说是“散”。汪老是一位很有自觉文体意识的作家 。他主张打破文体之间的界限。 在《汪曾祺短篇小说选自序》中，他说“散，这倒是有意为之。”“我年青的时候就想打破小说散文诗的界限，”“散文和小说的分界线只有一道篱笆，而不是一道墙”，“我一直认为小说应该有一点散文的成分。”他不太喜欢情节性太强的小说家，戏剧化的情节，他觉得不真实，主张按生活本身的形式来结构作品。“我以为小说家的结构是可以各式各样的，我不喜欢布局严谨的小说，主张信马由缰，为文无法。”这种散文化的结构很容易使小说显得散漫无边，枯燥乏味，但汪老能做到收放自如主要是吸收了散文形散神聚的特点，他对人性的发掘把它的看似零散的内容统一为一个整体。
5、风格
汪说自已的风格是平淡和谐的。在《〈晚饭花〉自序》中汪老说“在文风上，我是有意识的写得平淡的，但我不能一味的平淡——我追求的是和谐——我要把平淡和奇崛结合起来，溶奇崛于平淡，纳外来于传统，能把它们揉在一起，”布丰说风格即人物，中国好有保有话叫文如其人，汪老也讲到风格的平淡和谐是与他的气质有关的。
三、接受论
接受论是从读者的角度来谈汪老的文论思想。讲的是作品对读者的影响，这实际上讲的是文学的社会功能或者说文学的社会作用。“写作品应该想到对读者起什么样的心理作用《美学情感的需要与社会效果》”，“作品要有益于世道人心”文学的功能是多样的，汪老也承认这点，在《关于受戒》中汪老说“人们都说文学有三种功能，教育功能，认识功能，美感功能，是的。”但是汪老更强调文学的美感作用。他说“我想用普通朴实的语言把生活写得很美，很健康，富于诗意”。文学是应有美感作用，认人们得到精神上的愉悦。虽然这种美好的似是乎理想的生活在现实生活中不存在，正是因为现实生活中有太多的丑恶与凶残，所以文学给我们提供一个至善至美的理想境界就显得更为重要了，文学的美感作用就是要为在人生旅途中艰难跋涉的芸芸众生提供一个精神的栖息地，提供一个理想的乌托邦。正如汪老所说“我想把生活中的真实的东西，美好看东西，人的美，人的诗意告诉人们，使人们的心灵得到滋润，增强对生活的信心与信念”。有人会说这种理想的生活在现实中是不存在的，在现实面前是不堪一击的。现实中存不存在与文学中所描写的中两回事。文学中的至善至美的境界与堪不堪更是两回事。理想本来就不是现实，它就是以自身的彼岸性来遥遥地引领位于此岸世界的我们，给我们以信心与勇气。史铁生的《命若琴弦》就以两人肓人拉断一千根琴弦会重见天日的故事，告诉我们理想或者说目标的重要性，哪怕这个理想或目标是不可能实现的。汪老并不反对那种以清醒的现实主义来揭露生活中的丑恶的文学作品，这类作品通过对丑恶的鞭挞来满足人们对美的追求。那么直接给人们提供美好和善良的作品不也是殊途同归吗？在这个物欲横流，人心不古的商品经济时代，人们目之所见的是的尔虞我诈，你争我斗，能够看到一片理想的人间净土，让人紧张的心灵得到片刻的安宁更显得重要发。
王艳文，女，湖北咸宁学院人文学院讲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