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7年第9期
《棉花垛》中的两个女人
作者：张敬乐
一
乔是作者在《棉花垛》中的情感集中点之一。作者在乔出现前，足足用了四节文字来做“引子”，仿佛是大人物出场前的排场，却不会给人以繁文缛节之感；又仿佛是盛宴前的开胃小菜，却不会让人对“盛宴”的迟来感到丝毫焦虑和故弄玄虚，相反却令人几乎忘记盛宴而专注小菜，一切都显得水到渠成。蒙太奇的手法干净利落，形散而神聚。不经意间，乔出现了。作者笔下的，抑或作者心中的乔，是一个简单透明的女性形象。但简单中自有不简单之处，比如乔短暂的生命却充满着贫寒“懵懂”的醒悟和对爱情的向往。
乔短暂的一生，是由两个完全不同甚至相反的乔构成的。前一个乔，家境贫寒，渴望和老有一样能“常年吃上三八米窝窝”；为了得到教会的洋画，她殷勤地去主日学校背诵经文，即使她不懂自己背的是什么；她怀春的心“爱想事”，竟然和伙伴玩起“娘儿们养汉”的游戏。后一个乔，是一个“崭新的乔”。当无知被知识洗去，懵懂被岁月褪走，乔开始觉醒，渴望进步，渴望有不同的人生，渴望有真正的爱情。于是，一个腰扎皮带的英姿飒爽的乔跃然纸上。我们仿佛可以看到她再三和国握手的急切和激动，仿佛可以看见她手被握着时一翕一翕的鼻子和鼻尖的汗，我们完全可以想象那种青春的羞涩的美。确实，这时的“翕”与先前的“翕”已完全不同了，这是对心上人的渴望崇拜和呼换。或许，在她心中，同国握手的一刹那已经被无数次彩排。但是就在美好出现曙光，希望浮出水面，爱情的火焰点燃时，乔却被残忍罪恶的侵略者凌辱致死。我们渴望美好并格外珍惜它，因此我们对扼杀美好的侵略者充满了愤怒和仇恨。而在侵略者的铁蹄下，又有多少这样的美好毁于一旦？！铁凝以此警示我们什么是历史，什么是铭记，怎样才能后勇。
二
天真就像食物，食物再美味，一旦过了保质期，食物就变成了垃圾，天真就成了迂腐，甚至会成为一剂致命的毒药。
俗话说“有其母必有其女”，但是这并不适用于任何人。不幸的是，小臭子正应了这句话。它母亲米子为了区区一点棉花，竟然不顾廉耻以肉体为代价。而小臭子不但为了几尺布，为了几个钱出卖肉体，更懦弱地出卖了自己一直追随崇拜的朋友。小臭子短暂的一生，也是由两个小臭子构成的。前一个属于乔，乔就是她的镜子。她期盼自己快快长大，长成乔那样的大姑娘，长得和乔一样美丽，好像她之所以不如乔美丽，只是因为年龄小于乔，或者只要她长到乔那么大时就会像乔一样美丽了。那种天真，那种单纯，让人忍俊不禁。读到这里，我们或许会相信她的未来会美好，同样会是“崭新”的。后一个属于秋贵。她的贪心，像魔咒一样让她粘着秋贵动弹不得，不惜以肉体为代价，从潜意识里将性爱完全物质化。她不要哔叽和拉织贡，只要毛布，是因为“见城里的日本娘们都穿着毛布大褂”和毛布是日本布，真是“商女不知亡国恨，隔江犹唱后庭花”。她怯弱，被秋贵牢牢抓住，成为出卖乡亲出卖好朋友乔的祸源；她的胆小她的怯弱，被秋贵牢牢抓住，成为出卖他人的祸源，并且最终为自己的生命画上了黑色的休止符；她麻木的思想，以致于别人叫她真名时她“她先笑个没完”。就好比旧时中国人以女子小脚为美，所以女子都要裹脚，否则是不合规矩的，违背礼教的，这种变态的扭曲的审美和礼教，是吃人的审美，吃人的礼教。而小臭子的“抗日”，与鲁迅先生笔下的阿Q的“革命”颇有几分相似。都是对抗日和革命半迁就的态度，都是朴素的浮于表面的认知。阿Q“要投降革命党”是因为“革命”可以使他不被别人欺负，反过来可以让他耀武扬威，让别人“怕”他；小臭子参加抗日，不是出于对敌人的憎恨，而是她羡慕乔，她也想“脱产”。而她对抗日的热情如同她的大衣，在秋贵的一番嘲笑中烟消云散。看看她“穿着抗日干部都披着的柴花大衣”走在街上得意自豪的样子，感受她“找了几次秋贵，觉得为抗日做了贡献，有了资本”，就去找乔要脱产的自信，想象她挺直腰杆大声说“回家等着吧，等着我一声令下，再跑也不迟”的不屑神情，仿佛自己立刻成为了一名指挥千军万马的统帅，飘飘然起来，仿佛自己便是抗日干部了，便高人一等了，可以对那些小百姓颐指气使了。一个完全不属于自己，没有自己的灵魂的小臭子有一段畸形的人生也就不足为奇了。
三
每个人的心里，都有善良的花园，只是很多人的善良被各种罪恶的土壤所掩盖。
作家谢有顺在评论铁凝的作品时，认为铁凝作品的与众不同特色在于“展现人类生活中残存的善良”，这一点在《棉花垛》中体现得淋漓尽致。第一次向帮助敌人而导致抗日力量遭到损失后，她一连个把月没出村。当秋贵要她再次为鬼子提供帮助时，她吓的“一头扎进秋贵的怀里”，在秋贵没说出日本人的意图前就说不能出卖乔，说她舍不得乔，又在家装病，想骗过鬼子。后被鬼子识破，在鬼子的威胁下，为了保住和秋贵两人的“小命”，出卖了乔，使得乔被捕，罹难惨死。就是一直为日本人卖命的秋贵，为了能不出卖乔，让他的乡亲帮小臭子躲着日本人。虽然秋贵和小臭子最终还是出卖了乔，但是他们毕竟是怀着复杂矛盾的心情，带有一丝极不情愿和迫不得已的，这也说明他们心中还有“残存的善”。而在抗战时期，又有多少丧尽天良的民族败类死心塌地当日本人的走狗和残害同胞的工具，助纣为虐。
《棉花垛》还有一个鲜明的特点:对女性心理和身体隐秘直接大胆的表露，这是与九十年代后众多女性主义作品通过对男性世界和权位的直接怀疑和挑战来间接体现女性的独立愿望和人格威力截然不同的。作者这种把女性主义的思想以直抒胸臆的方式表达出来，少了几分尖酸刻薄，多了几分女性的包容，从而显得更为难能可贵。
作者在《棉花垛》里塑造的乔和小臭子两人的命运，泾渭分明，让我们在现在这日益浮躁的生活中能变得更冷静些，能更从容地认识自己，能学会思考，并且启示着女性实现完全自我的重要性。
张敬乐，华南农业大学人文学院汉语言文学专业学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