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7年第9期
论《三国演义》中的诸葛亮形象
作者：袁思强
在罗贯中笔下，诸葛亮是治戎与奇谋兼长，理民之才与为将之谋皆优的军事家、政治家、外交家。是人民心中的英雄人物，是忠贞和智慧的化身。他对刘氏父子忠贞不二，他有“经天纬地之才，出鬼入神之计”，是战无不胜、无往而不利的：隆中决策、博望烧屯、舌战群儒、草船借箭、祭东风、三条妙计、火烧赤壁、智算华容、安居平五路、七擒孟获、八阵图、骂死王朗、空城计、祈禳星之法延寿、死诸葛吓走活仲达、遗计斩魏延、显神保蜀民、预知邓艾偷渡阴平等等，这一切都在诸葛亮的掌握之中，真是料事如神。作者亦盛赞其是：“此万古之人不及也。”如此美化、理想化的人物，鲁迅评论“状诸葛亮之智而近于妖”的程度。难怪民众把孔明视若神明，这不是神是什么？
那么，孔明是神吗？当然不是，神是万能的，孔明不是万能的，他也有失误，所以他是人非神。作者塑造他时也完全没有忘记这一点谨遵现实主义创作原则，没把孔明这形象简单化、概念化、公式化，而是考虑到人物形象的时代性、多面性和性格的复杂性。俗话说：“金无足赤，人无完人”。孔明的品格亦有其历史的局限性，智谋策略亦有失策之处，情感上也非完全大公无私，也有私心，七情六欲。故作者在使孔明趋于完美的同时，也敢于写出这人物的欠缺，从而使其更符合客观现实，使其血肉更丰富，更真实可信。
从诸葛亮的高尚品格看，他几乎是完美无疵的。中国传统文化的两大主流：道德文化和智谋文化都在他身上得到了充分体现。从他身上的道德文化看，他体现了儒家文化思想的“忠”。儒家思想在中华民族的传统文化中占主导地位。他要求人做到“忠孝节义”等等，而“忠”又是其中的主要方面。小说展现了诸葛亮对刘氏父子的忠诚。他为理想而奋斗的浩然正气和爱国为民的进取意识，“鞠躬尽瘁、死而后已”的精神，正是源于一个“忠”字，这也是中华民族历来所推崇的高尚品德之一。
作家笔下的诸葛亮生活于一个具有浓烈“忠”的意识的儒家思想统治时代。连猎户刘安都会为尽忠而杀妻割肉给刘备吃。作为读书人的诸葛亮则更得儒家思想之精髓：“夫人生天地间，以忠孝为立身之本。”“君子之儒，忠君爱国，守正恶邪，务使泽及当时，名留后世。”并以之指导自己行动。诸葛亮终生为刘氏效犬马之劳，就是以“忠”出发的。因刘备乃汉室之胄、当今英雄有伸大义于天下，兴复汉室的宏大理想，是维护汉室宗法制度的理想人物。何况刘备对诸葛亮甚厚，以师礼待之；临终又以霸业相托，如此的信赖，一种崇高的历史使命感由肺腑迸出：“臣安敢不竭股肱之力，尽忠贞之节，继之以死乎！”食君之禄，忠君之事。他始终把蜀汉事业放在首位。“公事未毕，未敢及私”，他拒绝诱惑且谏兄共作汉臣，一息尚存，仍念念不忘蜀汉大业，扶病理事。“罚二十以上皆亲览焉”“惟恐他人不似我尽心也。”亲理细事，抱病观营时的悲叹：“再不能临阵讨贼矣！悠悠苍天，曷其有极！”这些都集中表达了他以巩固和发展蜀汉政权为已任的一种儒家忠心，闪耀着一位赤胆忠心之贤相的高尚政治品质的光芒。
虽如此，这位赤胆忠心的贤相的“忠”，仍是有其历史时代的局限性的，看下面二例便知。
一是在任命荆州守将的问题上，孔明很了解这一战略要地的重要，也深知关羽的个性：刚愎自矜，藐视孙权，缺乏策略，无法贯彻其连吴抗曹的策略。但他还是把这重任交给了关羽，而不是最合适的人选赵云。诸葛亮之所以做出这种错误的决策，乃是怕伤刘、关兄弟之情，是碍于刘的情面，是出于对君主的“忠”。
二是对刘备兴兵伐吴为关报仇之事的处理上，对这种违悖战略大计，有毁刚建基业的不智之举，作为群臣之首的他没有轻易表态，尽管刘对其言听计从，他当时却一言不发，只有赵云公开反对，极力劝阻：“汉贼之仇，公也；兄弟之仇，私也；”此时诸葛亮却深居简出，当群臣对其不满，求其出面劝谏时，他才应付曰：“吾苦谏数次，只是不听。”临行时，也只有秦宓死谏，而诸葛亮竟不在场，只是“听说”后，才奏表章，意见又不痛不痒，之后，就听之任之。诸葛亮的这种态度，作为首辅是极不称职的。常言道：“文死谏，武死战”，死谏乃为臣忠君之道。连刘璋侍从王累都能为无能之主刘璋而自用绳索倒吊于城门之上，谏而不从自断绳坠地而亡。为何诸葛亮这位忠臣贤相却无舍己为国的精神？很明显，诸葛亮没死谏乃为忠也。刘备急切报仇，死谏而劝，即是违君主之意，不忠也。
从上二例可知，诸葛亮在这种关乎蜀汉命运的时刻，没有据理力争，而是放弃职责，采取明知不对、少说为佳和明哲保身，但求无过的以忠于君主为重、国家为轻的做法，都是源于他脑际的“忠”的观念，可以说，忠君思想在其脑中已是根深蒂固，已达到愚的地步。这也是当时整个时代的要求，它要求臣子对君主绝对的服从；君要臣死，臣不得不死即是对君主的话无条件地服从。故诸葛亮在四出祁山时，后主信谗召诸葛亮回朝，诸葛亮明知会失去进取中原的大好时机，亦只好回朝面君。这种愚忠是颇受时人推崇的。这种忠无论如何来讲，是精神可嘉，难能可贵的。但是，作为以国家大局来讲，这种代价也太大了。
其实，诸葛亮不是个拘泥固执、不知变通的人。他深知“忠”具有灵活性。如当诸葛瑾持刘备书至荆州要关羽交割三郡时，关以“将在外，君命有所不受”为由拒之，能说关羽不忠于刘备吗？司马懿克日擒孟达，先斩后奏，难道仲达对魏不忠？显然说不过去。诸葛亮亦深明此理，但其脑中根深蒂固的忠的意识，迫使他无条件地去服从君主意志，这种历史时代的要求迫使他别无选择，即使是错误的，即使蜀汉将为此付出惨重的代价，唯有无条件地服从。这种封建时代忠的观念的束缚迫使诸葛亮做出有损蜀汉基业的决策，这对刘氏政权的发展、巩固无疑是致命的打击。这种忠不单束缚了诸葛亮的才华充分施展，更重要的是他因此痛失实现“图中原”伟大宏愿的大好良机，虽然诸葛亮后来作了“鞠躬尽瘁、死而后已”的不懈努力，依然无法挽回“出师未捷身先死”的事实，不能不说是他毕生的遗憾。这代价毕竟太大了。诸葛亮的这种忠的悲剧，是时代的悲剧，是特定的历史时代的局限使然。诸葛亮毕竟生活在这特定的时代，他永远也冲破不了这时代对忠的观念的束缚，因而，历史局限性使我们看到了诸葛亮身上深深的时代烙印。
诸葛亮能成为民众最偏爱的人物和三国人物中最动人的一个，不单因为其体现了中国文化传统的一大主流：道德文化，更主要的是体现了另一主流：智谋文化。他的文韬武略、神机妙算的神奇智慧和绝世才能使其成为智慧的化身。他确实是位无人能望其项背的战略家，他的作战方式诚可以用神出鬼没，纵横天下加以形容。说起他的布阵深奥及慎密，当时魏、吴的将军们无一不视为鬼门关。诸葛亮对刘氏事业的忠心耿耿、至死不渝，就是以他的这个“智”作为保证的，“智”使他的“忠”更充实，这两者相得益彰，从而使诸葛亮成为较完美地体现儒家文化思想的理想人物。
诸葛亮在隆中时，便为刘氏制定了取荆州、夺西川、成鼎足、图中原四个阶段性战略目标。更让人佩服的是他放弃了依附强者的原则，而把命运押在一个屡遭挫折寄人篱下的落魄将军刘备身上，这一决择，既无任何保障，又充满危险。然而，这种大胆的选择，正体现了诸葛亮的卓越远见和胆量。俗话说：“沧海横流，方显英雄本色。”只有这种艰难困苦的逆境创业，才能更淋漓尽致地展现诸葛亮的聪明才智和忠贞不二的品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