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7年第10期
关于诗歌创作与鉴赏的若干思考
作者：张三夕
1.孔子评《关雎》
孔子评《关雎》是“乐而不淫，哀而不伤”。就诗歌情绪表达的适中和适度而言，孔子的诗评符合生理性健康要求，但就诗歌宣泄情绪有时需要激烈、尽兴而言，孔子的想法则显得有些拘谨。人们的实际爱情生活往往是“乐而淫，哀而伤”。鼓吹“乐而不淫，哀而不伤”，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中国古典诗歌表达狂欢的精神性需求。
2.治《诗》贵能以情度情
治《诗》向来可分两派，一派侧重名物训诂，一派侧重以情度情。本师张舜徽先生在《清人笔记条辨》中肯定后者。先生指出：“古今虽遥，而人情不远，在学者善审度之。故治《诗》贵能以情度情，而超出名物、度数、训诂之外，慎思以通其意，此则宋贤之所长，而清儒之所短也。是以说《诗》必博关群言，而不可存门户之见。”先生治学，长于名物训诂，其《郑学丛著》、《说文解字约注》等著作可证。先生平时不大抒情做诗，常标举顾炎武“诗不必人人皆作”的观点，反对青年人将时间花在做诗上，尤不喜古代文人未老言老、无病呻吟，先生自己也一般不大谈诗。然而，观其此处治《诗》之论，可见老先生对诗与情之关系未尝忽略，似非不懂诗。先生甚至认为朗诵诗体（新诗）必代替旧体诗而起，立论和眼界颇为开通。
3.王者之迹息而《诗》亡
《孟子·离娄下》云：“王者之迹息而《诗》亡”。此论引发后人许多探讨。朱熹认为，“王者之迹息”是指平王东迁，政教号令不及于天下。所谓《诗》亡是指无《雅》为亡。有人认为，是指周王大一统时所推行的民间采诗制度因王政衰败而遭到废弃，因此导致《诗》亡。还有人认为《颂》声不作而《诗》亡。张舜徽先生在《清人笔记条辨》中指出，《诗》亡“但就《国风》而言，本无涉于《雅》、《颂》也”。我们究竟应在什么意义上理解《诗》亡？我们只能说《诗》的写作背景和结集制度“亡”了，而不能说诗亡。《诗》亡而诗不亡。
4.《中国诗学通论》与《宋诗派别论》
1979年10月至11月，我刚进南京大学读唐宋文学专业研究生时，读了两本程先生推荐的诗学方面的书，一本是范况的《中国诗学通论》，万有文库本，商务印书馆1920年版；一本是梁崑的《宋诗派别论》，国学小丛书本，商务印书馆1938年版。前者有四章，分别为：论规式，论意匠，论结构，论指摘。后者分宋诗为一体十派：香山体，晚唐派，西崑派，昌黎派，荆公派、东坡派，江西派，四灵派，江湖派，理学派，晚宋派。读这两本书感到民国时期的学者谈诗学问题，很注重技术层面的知识，对于初学者学习古诗或旧体诗很有帮助。如《中国诗学通论》第一章第二节第一项“拟乐府”说：“拟乐府非去前贤之作，摹拟字句，但取貌似之谓也。盖古人拟乐府诸作，各有命意在。同一拟，趋向则各殊。”然后分别六种情况介绍古人拟乐府的不同旨趣。第二章第三节第二项谈做诗的八字诀是“多读多讲多作多改”，并说：“作诗先问是非，后分工拙，初学须日课一首，或间日课一首。”所说虽非高论，但都是经验之谈，要做到也不容易。《宋诗派别论》开篇即云研究宋诗注重派别的重要性：“诗之有派别始于宋。欲论宋诗，不可不知其派别：盖一派有一派之方法，一派有一派之习尚，一派有一派之长短，一派有一派之宗主。”“元明以来，论宋诗者，多失于不分派别。”书中所论，有一些看法我并不太赞同，如是否存在一个“荆公派”其实是有疑问的。但是书中所论大多数派别已为后来文学史家所公认，只是梁崑其人和他的《宋诗派别论》早已被人们淡忘了。民国学者的著作，有一些还有重读之价值。
5.古诗笺注的方式及意义
有的人读古诗的注本，往往觉得注家不厌其烦地把一些词句的来历或出处注出来，没有必要，过于烦琐，对于读者的阅读作用不大。朱自清先生在《陶诗的深度——评古直“陶靖节诗笺定本”》一文中指出：“注以详密为贵；密就是密切、切合的意思。从前为诗文集作注，多只重在举出处，所谓‘事’；但用‘事’的目的所谓‘义’，也当同样看重。只重‘事’，便只知找最初的出处，不管与当句当篇切合与否；兼重‘义’才知道要找那些切合的。有些人看诗文，反对找出处；特别像陶诗，似乎那样平易，给找了出处倒损了它的天然。锺嵘也从作者方面说过这样的话。但在作者方面也许可以这么说，从读者的了解或欣赏方面说，找出作品字句篇章的来历，却一面教人觉得作品意味丰富些，一面也教人可以看出那些才是作者的独创。固然所能找到的来历，即使切合，也还未必是作者有意引用；但一个人读书受用，有时候却便在无意的浸淫里。作者引用前人，自己尽可不觉得；可是读者得给搜寻出来，才能有充分的领会。”叶嘉莹先生在《关于评说中国旧诗的几个问题》中也指出用字与用典出处与解诗之关系，她认为“这种用字有时出于有心，有时出于无意，其与诗歌之内容意义也有时有关，有时无关。”这种注出处的解诗方式的作用在于，产生联想，对原诗有更为丰富深入的体会，能引发更深的喻托之想。“唯有具有相同的阅读背景的人才容易唤起共同的体会和联想，而这无疑是了解和评说一首诗所必具的条件。”这也是“古人何以重视用字要有出处的原故。”我以为朱、叶两先生话把古诗笺注的传统方式及意义讲得比较透彻，值得读古诗注本的读者记取。不过，朱先生在他的文章中提出，夹杂在注里的评语，“实在有伤体例；邱兆鳌《杜诗详注》为人诟病，也在此”。这种看法我不敢苟同，在注释中进行诗歌评论，恰恰是中国古诗注家的一种好传统，本人在硕士论文《宋诗宋注纂例》中受陈垣先生《通鉴胡注表微》的启发，专门有一章“评论篇”讨论注中评语，有兴趣的读者可以参看。
6.陶诗与宗教思想影响
谈论陶渊明的思想，不能不提及陈寅恪先生的名文《陶渊明思想与清谈之关系》，陈先生在此文中提出一重要问题：“凡研究渊明作品之人莫不首先遇一至难问题，即何以绝不发见其受佛教影响是也。”陈先生把两晋南北朝士大夫与佛教的关系分为三派：一是保持家传之道法，而排斥佛教，如范缜；二是弃舍其家世相传之天师道，而皈依佛法，如梁武帝；三是为持调停道佛二家之态度，如孔稚珪。而陶渊明属于第一派，所以他的作品没有受佛教影响。换句话说，陶渊明主要受儒家思想影响。至于说儒家是不是宗教，则是一个有争议的问题。寅恪先生指出：“中国自来号称儒释道三教，其实儒家非真正之宗教，决不能与释道两家并论。”我完全赞同这种看法。儒教之所以不能称为真正意义上的宗教，主要在于以下几点：一，它缺少所崇拜的神，孔子是圣人而不是神；二，它没有严格的宗教组织和僧侣集团；三，它没有全国范围内统一风格的宗教建筑，部分地区的孔庙只是祭祀的场所。因此，狄百瑞《东亚文明——五个阶段的对话》一书称它是全世界“惟一一种没有教会、教士、机构的普适宗教。”陈寅恪先生认为陶渊明的《形影神赠答释诗》三首，“实代表自曹魏末至东晋时士大夫政治思想人生观念演变之历程及渊明己身创获之结论，即依据此结论以安身立命者也。”细读此三诗，可见渊明达观之死亡观，确乎与佛教之死亡观念了无相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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