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7年第12期
透过意象解读曹氏父子
作者：任灵华
一、从沉郁雄奇到通脱流畅
作为汉末杰出的政治家、军事家和文学家，建功立业就是曹操诗歌思想的核心内容。这一点也成为其二子诗歌的主要成就和创作内容的基调。他们以“叙志抒怀诗”歌唱远大的雄心壮怀和理想抱负，对于功名的追求，对于国家存亡的关切，既直言不讳，又大胆尽情。《短歌行》充分表达了诗人求贤若渴的心情以及统一天下的壮志，表现了自己的政治主张与理想，抒写了自己的雄心壮志。“老骥伏枥，志在千里”（《龟虽寿》）言己虽至晚年仍不弃雄心壮志。诗中“老骥伏枥”四句是千古传诵的名句，笔力遒劲，韵律沉雄，内蕴着一股自强不息的豪迈气概，深刻地表达了曹操老当益壮、锐意进取的精神面貌。“日月之行，若出其中；星汉灿烂，若出其里。”（《观沧海》）反映了作者叱吒风云的气概，博大的胸襟和远大的政治抱负。曹诗将深刻的现实主义精神与强烈的抒情性相结合，具有慷慨悲凉、古朴刚劲、沉郁雄浑的艺术风格。
但是曹丕多叙写游子思妇的相思离愁别恨和男女爱情。如《燕歌行》、《于清河见挽船士新婚与妻别》、《杂诗》等，或者描写宴游、军旅生活。写宴游生活的如《芙蓉池作诗》、《于玄武陂作诗》、《孟津诗》等。最突出的特点就是“文士气”，虽然其诗是向乐府民歌学习，但更趋向于文人化。诗歌的情感体验真挚深刻、细腻含蓄，语言清丽工致、婉转流畅。
更为有趣的是建安时期最杰出的诗人曹植，他的创作分为前后两期。前期诗歌主要内容是表现他的理想和抱负，充满了豪壮的乐观气息和浪漫的情调，如《白马篇》：“羽檄从北来，厉马登高堤。长驱蹈匈奴，左顾凌鲜卑。弃身锋刃端，性命安可怀？父母且不顾，何言子与妻!名编壮士籍，不得中顾私。捐躯赴国难，视死忽如归。”诗中塑造了一个为国献身，勇往直前的少年英雄形象，显然是对自己追求建功立业雄心和不畏牺牲之壮怀的抒发。然而后期的诗歌则大多反映他内心痛苦，多为慷慨悲愤、哀怨惆怅之音。如《杂诗》：“飞观百余尺，临牖御风行。远望周千里，朝夕见平原。烈士多悲心，小人偷自闲。国仇亮不塞，甘心思丧元。抚剑西南望，思欲赴泰山。弦急悲风发，聆我慷慨言。”作者在这里写自己临窗凭栏眺望那四周千里宽阔的平原，想起这大好河山面临战争的摧残，自己有责任去拯救。我们分明可以感受到一颗甘赴国难、战死沙场的“烈士悲心”，看到一个忧国忧民，慷慨悲愤，不惜魂归泰山的英雄形象，充分体现了诗人的悲壮性格，具有感人至深的力量。在艺术风格上，在广泛地吸纳、融汇前代诗歌艺术的基础上，形成了具有时代特点和鲜明个性特征的艺术风格。既有慷慨悲凉之刚健，也有含蓄婉约之柔美，是刚健与柔美的完美结合。
二、从“汉音”意象到“魏响”意象
沈德潜《古诗源》说：“孟德诗犹是汉音，子桓以下，纯乎魏响。”建安虽然是东汉的（最后一个）年号，但就文学的演进来说，已经发生了一个巨大的变化，那就是从先秦两汉的时代，转型为魏晋南北朝的新时代。因此，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汉音”和“魏响”，也就意味着这两个时代的不同。曹操诗歌是“魏响”的第一阶段，其特征首先表现在显示了五言诗意象的早期形态；二是显示了从四言诗向五言诗过渡的痕迹，五言音步刚刚开始形成；三是曹操诗歌也确实着重表达着一种政治家的襟怀，一种言志诗向抒情诗刚刚开始转型的痕迹，记载时代、关注社会，是曹操诗歌的基本主题。写于建安三年的《蒿里行》，才是真正意义上的五言诗：“关东有义士，兴兵讨群凶。初期会盟津，乃心在咸阳。军合力不齐，踌躇而雁行。势利使人争，嗣还自相戕。淮南弟称号，刻玺于北方。铠甲生虮虱，万姓以死亡，白骨露于野，千里无鸡鸣。生民百遗一，念之断人肠。”使人观之不胜感慨！作为建安诗歌的第二个时期的代表人物，曹丕的拟乐府诗得到了长足的进展，同时，也初步显示了五言诗从乐府诗中的分离；进一步显示了从四言诗、骚体诗向五言诗的转型，他一方面继承了曹操的悲壮诗风，书写时代的苦难，但另一方面，进一步将诗歌的主题转向游宴、女性等题材，而这些题材正与清商乐的歌曲演唱性质息息相关，是曹操提倡清商乐和拟乐府诗之自然演进的结果。曹植代表了建安五言诗发展的第三阶段，主要实现了几个变化：一是变乐府诗为主而为文人五言诗为主；二是变抒发他者情感或者普泛化情感而为抒发个人情感为主；三是在曹植的后期作品中，实现了变“黼黻锦绣”之作而为“沉著清老”之作的飞跃，变“为文造情”而为书写苦难的飞跃，使五言诗成为文人抒发情感的新兴载体，从而标志了建安诗歌的第三个时期的到来，同时，也就标志了五言诗体制和意象的最后完成。
三、传承中发展光大的诗作意象
曹氏父子之不同，在于“悲壮之习”与“便娟婉约”的不同，近似于词体的“豪放”和“婉约”的不同。但曹操诗歌对于悲哀之美的审美追求，正是曹丕及整个建安时代的审美特征，只不过曹氏兄弟和七子之后，渐次扬弃了曹操的壮丽之风，而发扬光大曹操的悲越之美。
如曹操《蒿里行》的名句：“白骨露于野，千里无鸡鸣”，曹丕则有：“丧乱悠悠过纪，白骨纵横万里”（《令诗》），曹植有“中野何萧条，千里无人烟”（《送应氏二首》其一），由此可以见出，曹操诗风之豪放壮丽的一面，在建安诗坛也是有所承传的。
曹氏兄弟更多的是将这种悲越缠绵的情感，附丽在游宴、女性及自我情怀的抒发等主题上。曹操诗如：“水深桥梁绝，中路正徘徊。”“踌躇而雁行”（《苦寒行》），这一“徘徊”“踌躇”句式，就深受建安诗坛的宠爱，摹写者不绝如缕，如曹丕“辗转不能寐，披衣起彷徨。彷徨忽已久，白露沾我裳”（《杂诗二首》其一），曹植：“车轮为徘徊，四马踌躇鸣”（《圣皇篇》）；曹操的“慨当以慷”（《短歌行》），其中“慷慨”二字，曹氏兄弟都模仿甚多，以致成为建安时代的特色，曹丕：“余音赴迅节，慷慨时激扬”（《于谯作诗》），曹植：“慷慨有余音，要妙悲且清”（《弃妇篇》），“慷慨有悲心”（《赠徐干》），“秦筝何慷慨，齐瑟和且柔”（《箜篌引》），都是同样句式；再如建安诗人喜爱使用的“一何”或者“何”这一句式，以加强情感的慷慨激越的抒情性，这也是首先从曹操处来的，曹操诗：“天地何长久，人道居之短”（《秋胡行》）。“树木何萧瑟”（《苦寒行》），“北上太行山，艰哉何巍巍” “树木何萧瑟，北风声正悲” （《苦寒行》），曹丕：“钓竿何珊珊”（《钓竿行》），曹植：“四海一何局，九州安所如？”（《仙人篇》）。在曹操悲壮之美的影响下，建安诗歌一时之间悲歌竞发，悲哀诗句，络绎奔会：曹丕：“悲弦激新声，长笛吐清气”（《善哉行》），“飞鸟翻翔舞，悲鸣集北林。乐极哀情来，寥亮摧肝心”（《同前》），“草虫鸣何悲，孤雁独南翔。郁郁多悲思，绵绵思故乡。”（《杂诗二首》其二）于是，建安诗人开始大量采用悲哀凄清的意象入诗，真可以说是“一人唱来万人随”，曹氏父子的诗作意象已经冲破家族的藩篱。
透过其人其作之意象不难看出，作为“同出一门”的一代文学巨匠，曹氏父子在文学史上就此可谓空前。同为建安文坛的领袖，曹氏父子不仅以自己的创作开风气之先，影响了一代诗风，而且还以其对文学的倡导和对意象的追求，为建安文学的繁荣和发展做出了贡献，为中华文化的发扬和光大提供了永久的范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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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灵华，女，河南许昌职业技术学院副教授，主要从事中国传统文化，意象美学的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