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7年第12期
儿童文学作家董宏猷其人其事
作者：傅炯业
他天生好嗓子，且喜欢唱歌，每逢有人请唱，从不扭怩。一次，笔者随武汉作家协会采风团去清江，他是领导，在他的带动下，真是一路欢笑一路歌。有一次乘车远行，车一开动，歌声便起，什么俄罗斯民歌、中国民歌，什么抗美援朝歌曲、文革歌曲、当代流行歌曲，一首接一首，让老中青作家一起焕发青春。他的领唱声音宏亮，宽厚，感情投入，颇具帕瓦罗蒂的形似与神韵。
他喜翰墨丹青，常参加作家艺术家之笔会，那一手“怪味”书法常让人刮目相看，那一笔一划夸张有致的“董体”能迷上一圈人，因求其墨宝者众，常让他忙得不亦乐乎。他是著名作家，文学的十八般武艺，他几乎无所不通，例如写诗，写小说，写散文，写剧本，甚至写曲艺等，他都得心应手，没想到这位文学多面手把自己定位在儿童文学上，在“小儿科”摸爬滚打数十年而不疲，似乎童心永驻。
在当今时代，作为一名作家，创作的压力很大，作为武汉作协领军人物，他又必须以服务社会、服务作家为己任。因此他的工作担子很重，加上他为人宽厚，极讲诚信，办事认真，多年来为武汉地区文学创作打开了一个又一个新局面，帮助一个又一个文学新人脱颖而出。对于这一切，他为自己下了一个定义：“文学义工”。
他是谁？他，就是著名儿童文学作家、武汉作家协会主席、少年儿童昵称“胖叔叔”的董宏猷。有人给他下了一个定义：江城文坛一道独特的风景。
董宏猷的成长史是一本很耐读很有启迪的教科书。
董宏猷出生于鄂南一个山村，他从小失去父爱，生活的重担压在母亲和四个孩子肩上，四五岁时，他就是乡下放牛娃，蓝天白云下，茵茵绿草上，常见他和牛的身影。那时的生活虽然很苦，但他天生一个乐观的性格，常常和放牛娃一起唱儿歌，也常对着满天星斗遐想。从鄂南山区迁到武汉后，虽然他还是一个少年，更自觉为母分忧，他拉过板车，在拉板车的过程中，他接触了许多底层的市民，特别对码头工人心存好感，也许这也是后来他对码头文化颇有研究的渊源。
古人云，“穷不丧志”，穷孩子董宏猷很早就萌生了对文学的兴趣。儿歌是他文学的启蒙，继而转向对诗歌的爱好。虽然他家经济拮据，不能满足他涉猎群书的愿望，但他常用拉板车的微薄收入购买自己喜欢的诗集，普希金、马雅可夫斯基、郭沫若、贺敬之、李瑛等是他崇拜的对象。1968年，作为武汉市首批下乡知识青年的他，行囊中最重的不是衣物，而是一箱子书。在蔡甸侏儒农村接受再教育的日子，他常常在出大力流大汗之余躲进自己的知青屋，用诗歌记日记，为农村的宣传工作写新诗，写民歌，还编诗集。1972年，他在《孝感报》上发表的诗歌《女司机》可以说是他的处女作。从此，他引起了管用和、江柳等诗人的注意。
为了进行多方面的文学尝试，他也开始了小说创作，发表在当年《湖北文艺》上的小说《工分问题》是他第一篇在文学刊物上发表的小说。在农村劳动的艰苦岁月，特别是在“双抢”的日子，常常干到晚上十点钟，收工后自己做饭，吃饭，再进入创作状态。天气炎热，他把双脚放在水桶里，小屋漏雨，他穿着蓑衣写作，从第一首诗和第一篇小说发表后，他的创作激情如泉水涌动，新作迭出，他的一首诗《深山赋》还入选当年湖北省高中语文课本。
文学让他赢得了一位女知青的青睐，有一首展示他俩爱情心路的诗《小路》至今已成为许多人耳熟能详的经典。
经过6年的人生苦旅，董宏猷终于以自己在文学上的执著追求与辛勤耕耘的成果而被推荐进了华中师范学院中文系。在农村插队和求学阶段，他发表了大量诗歌，与熊召政、胡发云、高伐林、董宏量等成为当年诗坛新秀。
大学毕业后，董宏猷被分配到武汉市洪山区。他以为洪山区就是街道口，因为街道口有幢大楼挂着洪山区委、区政府的牌子。他的母校就在紧挨街道口的桂子山，他想日后下了班还可以到华师图书馆看书。报到那天，他乘车去他所在的学校，哪知汽车开过街道口后继续前行，开了一个多小时才到花山镇，一打听，还要步行一个多小时才能到他工作的学校。到学校一看，学校周边环境完全是农村，学校简陋得连城里普通小学都不如，几幢平房，一个不大的操场，没有电灯，没有电话，没有自来水，几个老师挤住一间小房，床是竹蔑钉的，竹蔑上铺上稻草，再铺上棉絮。老鼠十分猖獗，书架上的书常被老鼠啃得一塌糊涂。学校虽然条件很差，管理还是有序的。升国旗时，没有音乐伴奏，青年教师董宏猷自动用小提琴站在操场上演奏国歌。由于是远郊学校，生活相当艰苦，但农村孩子的纯朴与善良又让他感到十分欣慰，他的创作激情再度被激活。不过作为班主任（后来他担任教导主任）的他，不再写诗，而是以学校生活为素材写小说。有一篇参加《中国青年》“五四征文”的小说《吸力》竟在1982年《儿童文学》头条发表，并获奖，从而引起了老一代儿童文学作家的注意。于是他被点名参加北京儿童文学讲习班学习。也就在讲习班学习期间，他创作的又一篇获奖作品《清香清香的栀子花》，以及后来创作的清新的校园小说，和充满阳刚之气的少年小说，令他在儿童文学界脱颖而出。长篇梦幻体小说《一百个中国孩子的梦》则奠定了他在儿童文学领域的地位，从而也激励他在儿童文学领域掘进的决心。至今他还念念不忘儿童文学大家严文井和冰心对他说的话。严文井说，搞儿童文学要耐得住寂寞，就像冷水泡茶慢慢开。冰心说，搞儿童文学会失去很多，也会得到很多，得到的最宝贵的就是童心。
1981年，他离开学校到政府机关，他本可以在仕途上发展，但文学情结让他放弃了升官的机遇。他先后被调到市总工会《主力军》杂志、市文联《芳草》杂志、文学院等部门。他终于成了专业作家。
成为专业作家的董宏猷虽然写了多种文体的作品，但主要精力依然在儿童文学上。他的儿童文学创作不是迎合书商，迎合市场，而是带有一个神圣的社会责任感。他曾说过：“当以早恋、反叛等为题材的‘方便面’式的文学作品充斥市场时，作为一个有责任感的作家，必须引领孩子们冲破商业化运作的重重怪圈，帮他们认识什么是真正可以滋养自己。”因此，他始终把自己的写作定位在真善美上，他要用自己的作品给孩子们真善美的文学熏陶。为此，他特别强调深入生活，深入孩子们的心灵。为了写长篇小说《十四岁的森林》，他深入到宜昌大老岭林场潜心体验生活与创作，他和小小年纪就到林场的林业工人交朋友，深入到他们的生活之中，窥测他们心灵的奥秘。在采访与写作中他忘却了时光的流逝，几个月没有理发，走出大山时，恣肆疯长的胡子头发让他成了“野人”，对着镜子他曾笑着说，头发胡子，你们都有激情生长的权力，我就给你们自由和个性吧。从此白白净净的董宏猷成了大胡子董宏猷。
他的代表作《一百个中国孩子的梦》是1989年问世的。这部作品的创作缘于当时还在读小学的女儿向父亲讲述的梦境。听后灵感激发。为了搜集更多的孩子的梦，他发动他所熟悉的老师给学生布置作文题《我的梦》，从而获得了大量的鲜活生动又不失童真的素材。这部小说不仅获得全国优秀儿童文学奖、中宣部“五个一”工程奖，还被介绍到海外，并获台湾优良儿童图书金龙奖。担任武汉市文联副主席和作协主席以后，他的社会活动频繁，工作担子加重，但他的创作依然呈勃发之势，除了诗集《帆影》、散文集《白壁赋》、《男子汉之歌》、《森林笔记》、《扛着女儿过大江》等，以及长篇小说《一百个中国孩子的梦》、《十四的森林》之外，他还出版了长篇小说《少男少女进行曲》、幽默小说“胖叔叔”系列《天上掉下个胖叔叔》、《快快乐乐写作文》、《老鼠为什么爱大米》）、科幻小说《山鬼》、小说集《湖畔静悄悄》、《长江的童话》、《三峡，最后的见证》、《三峡绝唱》等，据统计，他已在国内外获奖30余次，曾三次获中国作家协会全国优秀儿童文学奖，两次获得全国“五个一”工程奖，以及文化部蒲公英金奖、中国图书奖、冰心优秀儿童文学奖、陈伯吹优秀儿童文学奖、湖北省文艺明星奖、湖北省屈原文艺奖等。
功成名就的董宏猷最牵挂的还是小朋友。他关心小朋友的成长，关心小朋友的写作。笔者曾听过他对小朋友讲的写作课，他别开生面的讲课风格、妙趣横生的幽默语言，能让课堂鲜活生动。他曾用“写捡钱包不如写捡牛粪”阐述了写作的个性。他说，有一年高考作文题是《学雷锋中的一件小事》，某地区居然有1300名考生写捡钱包，这怎么可以得高分，当别人写捡钱包你就写捡牛粪嘛，视觉疲劳的阅卷老师肯定眼睛一亮。逗得学生大笑。为了培养学生的想像能力，他指着身边的黑板问学生：展开你们的想像，这是什么？于是学生动起了脑筋，有的说，是非洲人家里停了电；有的说，是哈利波特骑着魔法扫帚驶向茫茫夜空；有的说，是一个女孩心存坚定信仰，在黑夜里继续前进……听到孩子们的回答，胖叔叔当即夸奖，并引用顾城的诗句：“黑夜给了我黑色的眼睛，我却用它寻找光明。”
董宏猷早已走出武汉，走出湖北，近日听说他频频到江苏、浙江一带进行讲课和阅读推广活动，据悉，他的讲课与他的胖叔叔幽默系列小说都大受欢迎，很多孩子甚至高呼：胖叔叔，我们喜欢你！
能够得到小读者小听众的理解和欢迎，董宏猷感到无比欣慰，他打算把他的幽默系列继续写下去，让其成为少年儿童的良师益友。
傅炯业，作家，现居武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