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7年第12期

论《三国演义》中曹操的形象

作者:彭治顺




  学术界对《三国演义》中曹操形象的评价是众说纷纭的:有用“奸雄”概之的;有用“英雄”概之的;有用“治世之能臣,乱世之奸雄”概之的……评价多,争论激烈,说明了曹操这一形象是罗贯中刻画得非常成功的形象。我认为:曹操这一形象是集作者对理想的追求与对传统文化反思于一体的形象,是智慧卓越的能人,是品质优秀的强人,是封建政治文化的代言人。
  
  一、曹操是集作者对理想的追求和对社会政治文化反思于一体的形象
  
  作为生活在元末明初时代的罗贯中,与生活在东汉末年的曹操,他们所经历的社会大环境有许多共同之处。一方面都处在朝代更替、战乱连年的动荡年代。在这样的时代里,要生存要有所作为,就必须有卓越的才能和优秀的品质,于是,罗贯中就选定曹操作为浓墨重彩的对象。罗贯中为什么选定曹操?这有历史的原因。从历史来看,曹操在先秦、两汉时期,是少数受人们关注的领袖人物之一,他的受关注程度,远远超过刘备、孙权,这主要是由于他几十年生涯中的所作所为及其巨大影响;率兵镇黄巾大起义,东征西讨,统一北方;实行“屯田”、“抑制豪强”,减轻农民负担,促使生产力水平提高和社会经济的发展;他采用“唯才是举”招揽人才,把天下豪杰集于帐下,听命于他;特别是他在文坛上的巨大贡献,促进了社会文化事业的发展……这些,有力地体现了曹操卓越的才能和优秀的品质,是有真正雄风的王者。然而,更重要的原因,是罗贯中有同曹操一样的理想和抱负,都豪气千云地要在世上干一番大事业。罗贯中从小就是“有志图王者”,并且与元末农民起义领袖之一的张士诚有密切关系,可见,他是一个志向远大,并有一定的军事、政治斗争经验的人物。然而,作为投身于农民起义队伍的他,不同于举孝廉而进入官场的曹操那样施展才华,实现理想。由于张士诚对知识分子的不重视,罗贯中不得不离开他,而元朝统治正四面楚歌,岌岌可危,致使罗贯中“图王”的理想,成了“乌托邦”。政治上的失意,使从小喜爱读书,博览经史的他,开始专心著起书来,并把“有志图王”的理想,寄托在笔下曹操这一形象上,这样,便在《三国演义》中,有了正史中所没有的关于曹操的诸多情节:发檄文讨伐董卓,爱贤才招收许褚,酌美酒赠赐关羽,煮佳酿谈论英雄……这些都是罗贯中以自己的理想,为尺子给曹操量身定作的“衣裳"。由此可见,曹操以行动实现自己理想的过程,也就是罗贯中用情感体验远大抱负实现的过程。罗贯中与曹操的共同之处,更重要的一个方面是:都是深受传统文化影响的人物,他们是以相同的文化思想为基础来树立理想和实施实现理想计划的。
  战国秦汉时期,中国文化史上,经历了两次大事件:一是秦朝大一统的中央集权制代替了周朝以来的诸候分封的“联邦组合”;一是董仲舒的“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学术排异运动。这两件事,影响了中国文化的内涵,使中国文化演变成了“以家长官僚制度为核心的政治文化;以宗法家族纽带为纲领的社会文化;以小农经济为基础的经济文化”;以“四书”、“五经”等儒学内容为研究核心的学术文化;这些文化内涵,一直延续到十九世纪末,使近两千年的中国,一直在这种文化体系中延续。独断的统治和绝对服从,是封建中国的爵太政治层面;而各地的人民都被家族的纽带捆绑起来,拘泥在小农经济体系中,更让人结舌的是旧中国占人口比例极少的几个知识分子,几乎把所有的思维触角都局限在“四书”、“五经”中,在这几本书中,他们读、背、钻研、作注,让朝气蓬勃的青春变成白发苍苍的暮年。生活在东汉末年的曹操和生活在元末明初的罗贯中都处于这种文化定形发展时期,自然打上这种封建文化的烙印。因此,富有才华而又有远大理想的曹操,是深知封建政治文化的利害之处的,于是就有了“用计谋杀董卓”,“发矫诏讨奸贼”,“挟天子进许都”等情节以及“宁愿我负天下人,而不能让天下人负我”的独断专横的语言。这些都体现了曹操要当封建政治文化的“家长”,为当“家长”扫除障碍,为当家长创造条件。当了“家长”,才有至高无上的权威,这是封建政治文化的核心,也是曹操的理想追求,同时这也是深知封建政治文化利害关的而“有志图王”的罗贯中的思想情感。
  由于相同的社会大环境和相同的理想,也就有了许多相似的思想历程,就有了来自现实又超越现实的曹操这一艺术形象。
  然而,由于曹操是罗贯中笔下的一个艺术形象,而且罗贯中有曹操所没有的政治失意的经历,罗贯中对封建政治文化的思考和认识就比曹操更深广一些,因此,曹操除了是他寄予的理想形象外,又是他寄予的反思封建政治文化的形象。在《三国演义》中曹操的凌云壮志,卓越才能,机交智谋是罗贯中肯定的。但对曹操为不达目的而不择手段的行为又是否定的,甚至是批评的。在杀吕伯奢全家时,虽然曹操的处境是特殊的,是在“遍行文书,画影图形,捉拿曹操;擒献者赏千金,封万户倡窝藏者同罪”这一险恶的环境下误杀的,但他对曹操的残忍是持批评态度的,正如陈官所说的“大不义也”,这个“大不义”,既是对曹的批评也是对封建政治文化的批评。尽管“以家长官僚制度为核心的政治文化”在一定时空中,对国家的统一及整体发展有积极的作用,但它的随意性、无规则性,在一定的时空中对社会发展是不利的,是“大不义”的。
  所以,曹操这一形象是罗贯中对理想追求与对社会文化冷静反思于一体的形象,是生活在中国文化土壤中一个活生生的人物形象。
  
  二、曹操是一个智慧卓越的能人
  
  《三国演义》首回写道,曹操“有权谋,多机变”,并用“诈倒在地,作中风之状”来权证。曹操智慧可见一斑。
  (一)曹操是一位优秀的军事统帅
  作为魏朝基业奠定者的曹操,他首先注重了军队的建立和扩充。他在刺杀董卓时,虽靠机智避免了败露而丧命的结局,但他深深意识到,要打天下,必须要有一支属于自己的军队。在“发矫诏讨董卓”时招募了乐进、夏候敦、曹仁、曹洪等一干人马,这是曹操成功霸业的第一桶金。在镇压清州黄巾军后,曹操“招安到降兵三十余万,男女百余万口”,并“择其精锐者,号为‘青兵‘”,这是曹操奠定霸业的又一桶金。从此以后,他东征西讨,南征北战,不断扩充自己的军事力量,有了削平群雄的资本。
  曹操把招揽和重用入才,一直贯穿到他生命的始终,特别是对军事人才的吸纳和重用。他每征战到一处,除了遇才人就用外,还“遍访贤士”,尽力招揽,委以重任。致使他手下,将才如云:典韦、乐进、许褚、张辽、张鸽等勇敢无畏,武艺高强,冲锋陷阵的将才,司马懿、刘晔、许攸、郭嘉等富智谋、善机变的智囊人物,尽归其帐下,听其号令。这些贤人异士,为曹操在中原逐鹿,统一北方的过程中,立下了汗马功劳。他们为什么都听命于曹操并尽力为其所用呢?是因为曹操爱才、惜才、尊重人才。曹操每到一处对归顺自己的人才,是委以重任,虚心请教,以诚相待,用而不疑。因此就有用刘晔“霹雳车”计,破袁绍弓箭手;作书信派人送许昌,问荀彧是进是退;用许攸之计直捣鸟巢;用郭嘉之谋,径取鸟恒……特别是曹操三哭郭嘉,厚待刘备,礼遇关羽,怜爱审配,两祭典韦等情节,更是感人发聩。
  曹操的军事才能还体现在他的战略思想上。他的军事思想渗透着辩证法,历史上的他曾指出:“兵无常势,水无常形。临敌变化,不可先传,故日料敌在心,察机在目也”。也就是说力量的强弱不是固定不变的,而是呈动态变化的,主要是掌握时机,谋取胜利。他取吕布、平张鲁、破袁绍、征乌恒等战例中,都体现了辩证的战略思想和高超的军事指挥才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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