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7年第12期
弗吉尼亚·伍尔夫自己的房间
作者：段艳丽
一、海德公园门
弗吉尼亚·伍尔夫拥有的最早的房屋应该是其出生地——伦敦肯辛顿区海德公园门，那是一个中产阶级的住宅区，伍尔夫在那里度过了童年和青年，生活了22年之久。她的父亲莱斯利·斯蒂芬是当时的著名作家和编辑，共写过21本文学批评、历史、哲学方面的著作，他主编的《英国名人传记辞典》）（Dictionary of National Biography）被称为是具有纪念碑式的意义；她的母亲也具有贵族血统。她自己也说：“我的父母虽非富豪，却也家道殷实；我出生在一个人际交往频繁、文化修养优越、热衷写作、喜欢游览、擅长语言表达的19世纪末期的世界里。”[2]这是个典型的维多利亚式家庭，弗吉尼亚·伍尔夫在晚年的回顾中说：
“1900年的海德公园门是维多利亚社会的一个完整模型。如果我有能力揭开我们大约在1900年所经历的往昔的一天，它就展示出上层中产阶级维多利亚生活方式的一个横截面，就像展示蚂蚁和蜜蜂们正忙碌于它们的营生的那种玻璃罩子罩着的横截面一样。”[3]
这个原本由两个家庭组成的大家庭，随着孩子的增多，生活水平每况愈下，八个孩子的庞大家庭使得他们不得不节衣缩食。实际上，他们属于所谓中上阶级里的较低阶层。尽管一家人夏天可以去圣埃夫斯度假，但他们没有自己的马车，出门坐三等车厢的火车。如同《到灯塔去》中拉姆齐夫人一样，母亲一直为一大家子的开销操心。他们的住房也越来越拥挤，原先的三层楼房不够，后来又在其之上加盖了两层，房屋里面光线很差。伍尔夫同姐姐文尼莎住在四楼的一个房间，父亲的书房在顶层，那里成为她的主要阅读来源。
当时，崇高的智性的冒险和自由是属于男性的。如果这需要花钱，那么，为了儿子们的利益，女儿们将会被毫不犹豫地牺牲掉。所以，伍尔夫的兄弟们可以走出家门去接受学校教育，上大学，而她和姐姐则在家里接受教育，照料房子。虽然，在父亲书房中的大量阅读给她以丰厚的文化给养，但是，伍尔夫终其一生都认为自己没有获得良好的教育，觉得这是她的性别对她造成的伤害。在给哥哥索比的一封信中她抱怨道：
如今我找不到任何可以一起争论的人，我感到有这种需求。你每晚坐在火炉对面，抽着烟斗和斯特雷奇在一起，等等，你在这些情形下得到的东西，我不得不艰苦地独个儿通过钻研书籍来获取。我很缺乏知识，这不足为奇。我肯定，没有什么比得上教师的谈论。[4]
随着母亲和同母异父姐姐的去世，伍尔夫父亲的脾气变得越发暴躁阴郁，他每周检查帐本，担心入不敷出。如果一周的花销超过11英镑，他就会捶胸顿足，大发脾气。在这个父母的房子里，伍尔夫曾两次自杀未遂，同时还受到同母异父兄长的性骚扰，留下永久的精神创伤。
二、布鲁姆斯伯里
父亲去世后，为了摆脱对他的阴郁记忆和兄长的压抑，姐姐文尼莎领着弟妹们把家从海德公园门22号搬到了布鲁姆斯伯里的戈登广场46号。搬到这里的另一个重要原因是这里的租金比海德公园门便宜，因为他们没有继承多少财产。布鲁姆斯伯里是伦敦东部的一个区域，这个区域有大英博物馆、伦敦大学和斯莱德艺术学院，是大学生、作家和形形色色艺术家们的聚集地，具有浓郁的波西米亚风情。从一个窒息的环境进入了一种自由的氛围，伍尔夫从心底觉得是发生了“从暴政向自由的一次奇妙转折”[5]。
搬到布卢姆斯伯里后，弗吉尼亚·伍尔夫生平第一次有了自己单独的工作室。她每天上午可以自由地写两个小时，这比起她的先辈她要幸运得多：简·奥斯汀一直到死都没有自己的书房，只能到全家公用的起居室里去写，并不时受到家人、客人的打扰；还得小心翼翼，不让外人知道她在写书，客人来了就把书稿藏起来。而伍尔夫可以从容自在地写。
在布卢姆斯伯里每周四晚上，哥哥索比把在剑桥的同窗好友带到家里，请他们喝咖啡，谈论一些学术问题。同这些知识分子的交谈开阔了伍尔夫的眼界，弥补了她因没有上学而欠缺的东西；同时，同这些人的交往，提高了她对艺术的欣赏水平，开阔了视野，使她超越了一般女作家的琐屑与哀怨，投向更广阔的人性终极意义关怀。
早在父亲死后的伍尔夫第二次精神崩溃病愈之后，她就觉得自己该挣点钱，即便仅仅为了弥补她的疾病所造成的部分开销。她在约克郡时参观了勃郎特三姐妹的故居——哈沃斯牧师住宅（Haworth Parsonage），写了一篇有关它的报道寄给了《卫报》，这是伦敦一家面向神职阅读群体的周报；其中妇女副刊的编辑特利尔顿太太是维奥莱特·迪金森的朋友。而迪金森是伍尔夫多年的密友，多亏她的引荐和鼓励，《卫报》成了日后弗吉尼亚·伍尔夫发表早期报刊习作的固定渠道，从这时起，伍尔夫成了一个长期受雇的短文和评论作家。1905年起，她又和《泰晤士报·文学副刊》建立了一种几乎持续一生的联系。整个1908年和1909年她都忙着为报刊写作，《泰晤士报·文学副刊》成了她的头号雇主，但她也为《康希尔》写一些较长的评论。她还被聘为《耶鲁评论》、《纽约先驱论坛报》、《大西洋月刊》等重要杂志的特约撰稿人。她一生写了总计三百五十余篇的文学评论、随笔和书评，她的这些文章，后来收入《普通读者》和《普通读者二集》、《三个基尼》等。她的一篇评论刚开始有时只挣2、3个基尼，但是到后来，她的一篇文章可以卖到50英镑。所以在婚前，她主要靠写评论来挣钱。
三、霍加斯
姐姐文尼莎结婚以后，弗吉尼亚·伍尔夫和弟弟艾德里安先是搬到了费兹洛广场29号，当租约到期后，他们在布郎斯威克广场38号找到了一栋四层楼的大房子，和几个朋友合租，其中有经济学家梅纳斯·凯恩斯，美术家邓肯·格兰特，和日后成为伍尔夫丈夫的伦纳德·伍尔夫，大家分摊房子的日常开销。1912初，为了养病，伍尔夫又租下了阿希姆（Asham），一个偏僻浪漫的地方，很多时候她在这里写作。
1912年8月她和伦纳德·伍尔夫结婚。伦纳德并非显赫人物，用伍尔夫自己的话说，他是一个“身无分文的犹太人”。伍尔夫从去世的哥哥索比和姑妈那儿继承了一些钱，这笔钱每年的收益少于400英镑。1916年他们夫妇一年的开销大概是500-600英镑，尽管很节俭，但也已经超支。1914年，1915年和1916年他们处于非常手紧的时期。伍尔夫回忆说：“在好些年里，我连一英镑多余的钱都没有，也没有一张舒适的床，或一把垫子里不缺填料的椅子。”[6]维奥莱特·迪金森意识到伍尔夫夫妻财政情形的窘迫性，曾想借钱给他们。作为一个穷男人的妻子，弗吉尼亚·伍尔夫意识到必须通过自己的努力才能改善生活。她甚至到一家烹饪学校去学习，为的是学会自己做家务，可以把雇佣人的钱省下来，但却因“把自己的结婚戒指忘在板油布丁里而出了名。”于是她转向了自己最擅长、最热衷的事情——写作。尽管写作对于弗吉尼亚·伍尔夫来说更多地是出自内心的需求，但作为生活在现实中的人，她自然也会考虑经济利益。
[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