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8年第2期
文艺复兴与文学学习
作者：谢有顺
我认为，大家在谈复兴中国传统文化的同时，如果不强调中国文学传统、中国文脉的传承问题，所谓的复兴，就有可能会流于空谈。先秦诸子的思想，博大精深，可一般的中国人，哪怕是受过正规大学教育的中国人，有几个能读得懂？很多人在大学读了四年书，《道德经》对他依然是一本天书。但文学不同，它有朴白、感性、容易使人产生亲近感的一面。不仅唐诗还在传唱，古典小说至今读起来不也照样通俗易懂？像我刚才所说的，“床前明月光，疑是地上霜，举头望明月，低头思故乡”，真是千古绝唱啊！五岁、七岁小孩都可以领会。李白所表达的思乡之情，到现在也还是动人、普遍的情感。又比如《诗经》，它从诞生到现在，有好几千年了，可里面的一些诗句，如“一日不见，如三秋兮”，如果把后面那个“兮”字去掉，它的意思，小学生也能基本领会。这就是文学的特殊力量，也是中国文化独有的宝贵遗产。
因此，要复兴传统文化，就得先讲解、学习中国文学，在我看来，这是让人领略中华文化之美最好、最有效的道路。
只是，中国文化经过二十世纪历次政治运动的践踏之后，几乎成了一片废墟。今天，我们已经很难找到完整的中国文化的气脉了。这是中华民族前所未有的浩劫。可能没有一个民族会像二十世纪的中华民族这样，如此大规模地蔑视、践踏、焚毁自己的文化。连孔夫子都可以不要，连《红楼梦》都要焚毁的民族，想起来真让人难以置信。几千年才建立起来的文明，几十年就可以使之变成废墟。那些人，何以会对自己的先人、民族的历史如此仇恨？我至今百思不得其解。前一段读到牟宗三先生的《寂寞中的独体》一书，是去年由新星出版社出版的，里面讲到这个问题时，牟宗三先生说得很深刻：
凡极权专制，一定要毁灭历史，所以秦始皇要焚书坑儒，诗书所代表的是那个老传统中的智慧。秦始皇所以要焚书就是不让知识分子“借古讽今”，因为有个老传统摆在那儿，知识分子就可以说尧舜当年如何如何，和你今天不一样；可以说禹汤文武当年如何如何，和你今天不一样。这就叫“借古讽今”，所以大陆上“文化大革命”就以批斗“海瑞罢官”为序幕。
确实，在历史上，似乎没有哪一个民族曾经如此野蛮地对待自己的文化传统，哪怕也经历过狂飙突进的革命运动的前苏联，也不敢说自己这个民族不要普希金、不要托尔斯泰了，可中国在相当长的时间里，公然践踏孔子、打倒曹雪芹。否认历史，损毁古物，侮辱圣贤，镇压文人，这种环境下成长起来的人，你怎么可能再教育他要心存怜悯、胸怀苍生？又怎么可能叫他尊重历史、面对现实？现代人的文化素质低，一方面是现代社会的分工越来越细，其他专业的人普遍不重视人文素养的自我培育，另一方面也是整个民族这几十年来抛弃自身传统所造成的恶果。在一些大学生眼中，像董仲舒、朱熹、金圣叹这样的名字，可能比外国人的名字还陌生了。这在以前的中国社会是不可思议的。以前的中国，强调以文立国，像在座的各位，都属于古代的士人阶层，有些在地方上还做了小官，你们这个层面的士人，放在古代，如果不会写文章，不能写一手好的毛笔字，他的官是会当得很狼狈的。今天的中国已经完全不同了。哪怕是正规的大学培养出来的大学生，连基本的工作总结都写不清楚的，不在少数——国人掌握汉语的能力，衰落到如此可怜的地步，难道这还不值得引起我们的高度重视吗？
现在的一些官员，素质就更加让人无法佩服了。哪怕开一个小小的会，哪怕只是面对自己的下属讲话，离开书面稿，离开秘书为他写好的那些套话，他就根本无话可说。不会即席讲话，说明他对自己所从事的工作没有成熟的想法，或者从未想过要有自己的想法。他只是一个机械地听命的人，这样的人，怎么能管好一个地方上的事？一切已经今非昔比啊。毛泽东尽管生前主张打倒中国传统文化，并想以造反的方式建立起新的中国文化，但你必须承认，他对传统文化是浸淫很深的，他身上的文化积累、文化传承，底子还是中国的。毛泽东在他的讲话里，引用最多的往往不是马列主义，而是二十四史，是《水浒传》、《红楼梦》等名著。他是了解中国传统文化，并把这种了解贯彻到了现代生活中的。他反传统，是了解了传统之后才反的；可是，现在一些人反传统，连传统是什么都还没弄清楚，你怎么反？只能是把无知当勇敢了。如今的文人、官员，在文采上，和前一两代人比起来，差距就更是大了去了。中国的文化、中国的士人阶层走到今天，会出现如此让人感慨万千的状况，个中的原因，是值得我们深思的。
中国文化从来不怕外来文化的冲击，怕的是自己不珍重，陷入“自亡”的境地——中国文化一度确实有一种“自亡”的危机，因为在反传统的旗帜下，国人对自身文明血脉的漠视和践踏，在过去的这一百年达到了顶峰。所以，哲学家牟宗三说，自辛亥革命以来的知识分子，内心不一致，生命分裂。为什么会分裂呢？文化上出了问题：
西方来的文化冲击自己的生命，而自己的生命自种族来看又是自黄帝、尧、舜来的中华民族的底子。这种中华民族的生命底子不一定能与西方来的观念相协调，而我们现在的知识分子又非得接受西方的观念不可。结果，是把自己的生命横撑竖架，和五马分尸一样。
说得一针见血。的确，社会再怎样变革，中国人的文化底子改不了，而且中国文化扎根于世情和人性之中，一直影响着绝大多数人的日常生活，你只要在这种生活中，就会受到这种文化的影响。一个再先锋、再反叛的人，到一定时候，他又得重新回来正视这种文化和他自身的关系的。我说的是一个文化现实，坚硬却真实的现实。这应该成为今天的文学写作的大背景，成为写作的精神基点。文学是关乎人心、解释灵魂的。你们对文学应该怀着更大的抱负，更宽广的视野，并与世界建立起更深遂的对话关系，这样，才能找到写作原初的价值。否则，在广东这种高度商业化的社会里，写作所能获得的物质利益是微乎其微的，你根本没必要苦苦地在文学里挣扎。
我为什么要提到上述这个大的文化背景？不否认，我们来到了一片废墟，但我想说的是，废墟里面可能有一些东西开始苏醒了，有一些东西正在复活，还有一些东西正被重新聚拢起来，而文学，作为一个时代的先声，理应对此有所察觉。一个时代的变化，往往是通过文学的变化来预告的。钱穆先生在《读诗》一文中说：
中国要有新文化，一定要有新文学。文学开新，是文化开新的第一步。一个光明的时代来临，必先从文学起。一个衰败的时代来临，也必从文学起。
五四时期，《新青年》杂志发表的很多作品，现在看来，都有先声的意义，这就在于当时的一些人，已经率先感受到了一个新时代的来临，同时也写出了新时代来临前的真实感受。我现在读一九二六年鲁迅写的《影的告别》，仍然觉得鲁迅如同二十世纪的中国先知：
有我所不乐意的在天堂里，我不愿去；有我所不乐意的在地狱里，我不愿去；有我所不乐意的在你们将来的黄金世界里，我不愿去？呜乎呜乎，我不愿意，我不如彷徨于无地。
鲁迅很早就有关于革命“混有污秽和血”、“将来的黄金世界里，也会有将叛徒处死刑”、要作“韧战”准备的忠告, 这些，都是一个文学家对要来的世界的一种预感，现在看来，鲁迅是有先见的。又比如《红楼梦》，也对那个时代具有预知能力，成了那个时代的先声。曹雪芹在清王朝还未衰败的时候，就已看出了一个王朝面临衰败的悲怆。《红楼梦》在实感层面是很实的，但在大的写作意象、精神追求上，它又是务虚的。热闹、繁华的生活后面，曹雪芹所传达的其实是一种悲凉、哀伤的情怀。树倒猢孙散，天下没有不散的筵席，三春去后诸芳尽，各自须寻各自门……《红楼梦》的精神底子是悲凉的，洋溢着一种无可挽回的衰败，这是作家的心灵触觉先行一步所看到的结果，是它，成就了《红楼梦》的大境界。
这个世界如果没有文学，就没有文字中的性情了；没有了性情，就不觉得做人和作文要修养了。这也是钱穆的看法。钱穆说：“摩诘诗若是写物，然正贵其有我之存在。子美诗若是写我，然亦正贵其有物之存在。”写我，要有物的存在；写物，也要有我的存在。写俗世，要有灵魂参与；写灵魂，也要有俗世作为容器。互相作为对方存在的证据，这就是把人摆到作品里面去。也有那种超脱的作品，像李白的诗，他喜欢道家，喜欢老庄那种人生，他的诗，不愿意直接写自己的生命，而是追求生命从现实人生中超越出来，但正如超世间也是一种世间一样，超人生实际上也是一种人生。李白不过是把自己更巧妙地隐藏在神采飞扬的文字后面罢了。杜甫、苏东坡这样一些诗人，是直接写人生的，也是把自己直接摆进作品里面的，所以，有时在他们的诗中，能读到惊心动魄的东西。惟有这样的文学，能够让读者的心也贴上去，从中体会另一种人生，感受另一种性情。
很多思想家都喜欢讲文学，就因为他知道中国文学里，包含了中国的思想和哲学，儒道佛诸家的思想都在文学里可以找到，而且文学里还包含作家的人格和性情。不是说思想家的文字里就没有性情，没有真实人生，而是说，就显示一个人的性情和胸襟而言，思想著作总没有文学作品来得真切。因此，学习文学，是了解中国文化、体会中国人生的绝佳途径，也是当下国民教育中的迫切课题，我想，做好了这一点，文化复兴才有坚实的基础，才不会是一句空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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