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8年第2期
论师陀面向乡土世界的独特姿态
作者：李红艳
三、抒情与写实：复杂的言说风格
在现代乡土小说的发展过程中，写实与抒情是两股并行不悖的力量。鲁彦、许杰、台静农等为代表的乡土写实小说和后来的叶紫、茅盾、吴组缃等人的左翼乡土小说继承了写实的风格。乡土抒情小说，则在鲁迅的《故乡》、《社戏》里萌蘖，于废名的《竹林的故事》、《桥》上分出旁枝，至沈从文的《萧萧》、《三三》、《边城》已是草木蒙茏，云兴霞蔚了。而师陀的小说，则兼具了写实与抒情两种风格。
师陀的小说，明显具有乡土抒情小说情节淡化的特征。他的小说里见不到紧张、惊险、复杂、巧妙的情节安排，他和沈从文废名一样善于描摹风景，善于用抒情诗的笔调来写散文化的故事。他的一系列以河南村镇生活为背景的小说均呈现出这样的特征，短篇小说和散文这两种文体之间的界限很不分明，可以说师陀在小说散文化方面做出了可贵的努力。
师陀的乡土小说也有着强烈的抒情色彩，师陀总是借助他的小说中的人物来表达对故乡爱恨交织的情感，而“风景”与“人事”的有意对立，也可以让读者想象出作者在回忆书写故乡时内心所面临的矛盾，这种矛盾，也使作品具有了巨大的情感张力。在他的一些作品里，无论是《过岭记》、《灯》，还是《邮差先生》、《说书人》，字里行间总是流动着一种动人的情绪，这种情绪，或期待或温馨或悲悯或忧郁，正是作者本人对人物、对故乡情感的自然流露。即便在对丑陋人事的描绘中，师陀也常会让人感到文字背后的情感容量：在小说《巫》里，作者是把“下大神”这种题材当作乡间愚昧落后的习俗来批判的，而批判之中却又蕴含着同情与悲悯：女巫是一个害人者，但作者同时也把她写成一个受害者，她用相当的笔墨来写“神”的职业给她带来的肉体和精神的折磨，我们不难体会到隐藏在冷静的文字背后的作者的那颗同情的心。
然而，我们又会发现师陀与沈从文废名的不同：在废名沈从文的小说中，人与风景是浑然一体的和谐存在，人与人之间有着纯朴的人际关系，作者在文本中构建了一种理想的生命存在方式和社会制度模式。而在师陀笔下，却几乎看不到亲人之间的爱、邻里之间的和睦相处和患难相助，“在那里，永远计算着小钱度日，被一条无形的锁链纠缠住，人是苦恼的。要发泄化不开的积郁，于是互相殴打，父与子，夫与妻、同兄弟、同邻舍、同不相干的人；脑袋流了血，掩创口上一把烟丝……”师陀在他的小说里展现的是残酷的现实的世界，他的小说缺少构建理想化社会或理想人性的可能性，他一直在努力走出精神幻觉，冷峻审视现实。与京派对现实的超然不同，师陀在作品里表现出了对现实的强烈关注，他与京派的不同之处也恰恰是他与乡土写实及左翼小说家的相似之处。
相似首先体现在题材的选择上。《老包子》和《金子》不管是写无名无姓的长工，还是写饭店的小学徒，作者都表现了他们从充满梦想到被社会吃掉的或长或短的一生，寄寓着他对下层人民艰辛生活的深切同情和对不合理社会及压迫者的愤怒与批判。另外，师陀和深受鲁迅影响的萧红一样，继承了鲁迅对国民性的批判和对不合理的吃人社会的谴责。他写乡土世界人们的苦难生活，同时也揭露乡土世界的丑陋人性和病态灵魂。师陀经常用鲁迅惯用的“看”与“被看”的模式来揭示乡土世界人心的冷漠与麻木：《人下人》里年老而又穷困的叉头“每醉一次酒，村坊上就有一次热闹。但谁也不管它，只让他随便在路上滚……《巫》里女巫和六指嫂打架，“两个女人交手，势如母虎，……在灰土中滚着，直如泥猪一般。外边围得人山人海，是一片呐喊。”《过客》里的“过客”究竟是谁，谁也不知道，也不必知道，但他的出现却展示了乡村世界看客们的灵魂。《百顺街》则是一次集中的国民性批判，那里人的“美德”是“避实击虚，硬来软受”，无事生非、不义不孝、爱占小便宜。文中对百顺街人的整整持续了三天的筵宴的描写更是中国国民劣根性的一次集中、彻底的大亮相，作者在对这种民族式的“吃”进行了详尽的描写的同时，我们也可以感觉到作者本人也正在“看”，怀着悲哀、愤怒、憎恶在看这些平日里的“看客”们穷形尽相的表演。
乡土写实与乡土抒情的有机统一，在其他作家那里并不是没有，但确实在师陀的笔下蔚为大观。这两种审美风格的互补融合确实增强了乡土小说的文体的内在张力，使他的乡土作品在中国现代乡土小说中独树一帜。
总之，师陀是固执的，也是独特的，他以故乡自然美景与丑陋人事的对拟显示了自己对乡土世界的独特认知，他对故乡的情感态度是复杂甚至是矛盾的，是爱与恨、眷恋与焦虑的痛苦纽结，对故乡的爱与眷恋使得他的小说具有了强烈的抒情气息，丑陋的现实和知识分子的批判立场又使他的小说具有了现实主义的写实风格，这使得师陀的乡土小说充满了认识、情感和审美的巨大内在张力，体现了师陀与众不同的艺术追求。
李红艳，河南鹤壁职业技术学院教育与文化传播系教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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