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8年第3期
谈鲁迅与张爱玲笔下的女性形象
作者：王 建
首先，从两位作家作品中女性生活原型来看。鲁迅作品中的女性大多是来自于农村这一社会底层，她们不仅饱受生活的磨难，更重要的还要受到封建文化等各方面的精神摧残，所以她们的性格往往是逆来顺受，心甘情愿、麻木地对待一切不公正的待遇。在他的笔下，更关注女性自虐现象的描写，透过祥林嫂我们似乎更能看到女性这一扭曲心态的形成过程。祥林嫂两次出嫁，两次守寡，在她第二次被逼嫁于贺老六为妻时，她甚至一头撞在香案上，在这里，与其说鲁迅要塑造她的烈女形象，不如说鲁迅要表现她受封建思想毒害的深度。“从一而终”的思想是祥林嫂撞头的主要原因。当贺老六不幸死于伤寒，她害怕自己死后会到阴间被两个男人抢，为了摆脱这份“罪孽”，她甚至到庙里捐门槛，让千人踩、万人踏，种种荒唐可笑的行为背后，无不掩藏着那个时代女性在长期封建男权文化影响下所形成的自我否定的自虐倾向。如果在祥林嫂身上还看得不够彻底的话，那么鲁迅作品《离婚》中的爱姑不正是在封建势力的代言人“七大人”的威逼下心甘情愿地接受了他的一切不公正的安排吗？而张爱玲却不同，她笔下的人物大多是沪港洋场上的女性，选材也多数是平凡得不能再平凡的家庭婚姻生活，在张爱玲诅咒男权封建制度迫害女性的同时，并不讳言女性的弱点、缺陷，自觉地展开女性生命中的丑陋。因此，“把一切都怪在男人身上，不是彻底的答复”，悲剧不仅由外界的因素造成，而是更植根于人性的弱点，更源于人性中非理性的潜意识力量。她的小说《金锁记》中的曹七巧就是其中的一个典范。七巧原是麻油店店主的女儿，为了满足金钱的欲望，她嫁给了姜家二少爷——一个患软骨症的富家子弟。她忍受着姜公馆上下所有人的冷嘲热讽，忍受着情欲无法满足的苦痛，所有这一切无非是想待到姜家老母以及无能的丈夫过世后，她能顺其自然地得到一部分的家产。好不容易熬出了头，可长期的精神与肉体上的压抑却使得这位昔日充满生命力的女性在性格、心理上发生了严重的扭曲。她变得六亲不认，强烈的金钱占有欲使她把对这个世界以及姜家的报复全部发泄到她自己子女的身上。她先是在儿子长白与他的媳妇之间拨弄是非，放纵儿子抽鸦片、逛窑子。百般嘲笑挖苦夫妻俩的生活。所做的一切无非是留住长白，留住自己的家产；对女儿长安则更是丧尽天良，亲手扼杀了本该属于长安的幸福婚姻，鼓励女儿抽鸦片，以至于把一个性格文静、安详的长安打磨成了一个近乎完全的“曹七巧第二”。她没有忏悔，认为所做的一切都是她的审慎与机智。七巧用她的黄金枷锁劈杀了好几个人，就是没死也送了半条命。在她的身上不再有传统女性的慈道慧心，不再有庇护儿女、关怀众生的崇高美德，在她身上呈现的完全是令人恐怖厌恶的丑陋和残忍。张爱玲正是通过曹七巧非人性、非女性的扭曲，写出了在长期封建统治背景下，在受奴役被压抑遭虐杀的处境中女性的麻木、愚昧以及精神畸变。如果说七巧只是一个特例，那她笔下的《倾城之恋》的白流苏与《连环套》中的霓喜等则无不更清晰地展示了沪港洋场“病王狂孽”的女性形象，深刻揭示出人物的自身劣根性。
其次，在人物的悲剧命运的探求反思以及最终结局安排上，两位作家也不尽相同。鲁迅笔下的女性形象完全是被迫害的，她们面对强大封建势力的压迫，最终只能是自我毁灭，祥林嫂自身所做的一切努力得不到社会的认可，只能在那个时代人们唾弃和厌恶声中了此一生。鲁迅先生将笔触更深一步地涉入对女性命运的社会与历史背景去思考，无疑更能体现出他为人生的创作启蒙思想。他没有给那些善良女性安排一个本不可能有的结局，就像鲁迅自己所言“娜拉走后怎样？”，他以他最清醒的现实主义笔触，如“过客”那样一直向前走，并不知道要到哪里去，并不知道前边是什么。他更加关注对现实与人生的思考，去反思女性悲剧的更深层的社会历史内涵。张爱玲则不同，她似乎更注重女性自身弱点的探求，她所描述的女性生活，最终指归却是一种最基本、最实在的物质生活。不管是婚姻也罢、金钱也罢、肉欲也罢，其实却只是她们获取必要的物质依靠以及保障的一种方式和手段。生计问题是如此迫切地摆在眼前，以至各种形式的爱及其种种的精神生活对张氏而言那是一种遥远的可望而不可及的奢侈品。张爱玲的这种实实在在的物质意识有她自身真切的身世之感，更是她对生活于乱世的“时代弃女”及其生存的一种独特性的认识和把握。她笔下的女性往往有一种较现实的结局安排，甚至她本人默认了这些女性去攀附一个有经济保障的男子，走婚姻的老路。照她自己的说法，“全是些不彻底的人物”只会“走到楼上去”，不会有更大的疯狂。她们所做“一切都只是费尽一切心机换取开饭时候的那一声呼唤”。她似乎更注重为创作而创作，与鲁迅作品中所富有的丰富的思想底蕴相比较，张爱玲则纯然是一种文学上的人性思考。难怪胡兰成在《评张爱玲》中说“鲁迅经过几十年来的几次革命和反动，他的寻求是战场上受伤的斗士的凄厉的呼唤。张爱玲则是一枝新生的苗，寻求着阳光与空气，看来似乎是稚弱的，但因为没有受到过摧残，所以没有一点病态。”又说“鲁迅是尖锐地面对着政治，所以讽刺、谴责。张爱玲不这样，到了她手上，文学从政治走向人间。”所有这些评价，虽带有感性因素，但还是有其独到的见解。
再次，就人物塑造的美学意义来说，两位作家虽都赋予人物形象悲剧意义，但就其悲剧形象所包容的社会意义也不是完全相同的。鲁迅先生在《再论雷峰塔的倒掉》中提过要“将人生的有价值的东西毁灭给人看”。他笔下的女性虽然是些小人物，但正是通过这些小人物的毁灭，鲁迅唤起了人们的同情，在同情中感悟个人悲剧的社会根源，达到唤醒民众的目的。张爱玲没有鲁迅那份悲哀下的壮烈。正如她在自己的文章中所言：“我是喜欢悲壮，更喜欢苍凉。壮烈只有力，没有美，似乎缺乏人性。”又说“美的东西不一定伟大，但伟大的东西总是美的。”所以，张爱玲以她天才般的笔触，细腻地描绘了一群沪港洋场的奇花异果，她更多地追寻这些人固有的人性，让人们读完后有一种对人生的苍凉和无奈的感觉。虽然她的作品中没有声嘶力竭的呐喊，没有狂风暴雨的斗争，但她却以她独特魅力让人多了份平和的思考，本身就具有不可忽视的美学价值。
参考文献：
[1]子通、亦清主编，张爱玲评说六十年[M]。中国华侨出版社；
[2]杨泽编，阅读张爱玲[M]。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3]温儒敏、赵祖谟主编，中国现当代文学专题研究[M]。北京大学出版社；
[4]夏志清，中国现代小说史[M]。复旦大学出版社；
[5]王安忆，世俗的张爱玲[J]。文汇报，2000，（沪11，7）126-127
[6]王卫平、马琳，张爱玲研究五十年述评[J]。学术月刊（沪1997，11）248-255；
[7]谢倩霓，女性生存及其物质指归[J]。中国现代、当代文学研究（1995，3）247-251
王建，男，安徽马鞍山高等师范专科学校人文系讲师，安徽省教育学会语文教学法专业委员会理事，安徽师范大学课程教学论研究生，研究方向为语文课程教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