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8年第3期
塞林格：谜语的制造者
作者：石华鹏
这几位的写作，在世界文学史上，从形式到内容，都有着各自鲜明突出的“某某式”印记，这是他们在没有边际的文坛上亮出的历久弥新的招牌，这也是他们给小说这一行当留下的丰富遗产。但是，无论这几位的创作“招牌”被后人举得多高，我看中的，只是他们小说显示出的一个共同的秉性：就是当我们合上那些小说之后，他们讲述的故事并没有随着阅读的结束而结束，故事中的人物、场景和事实总是长时间地和我们在一起——从眼光投射到第一行文字便忘记时间的存在，到抬起眼光离开最后一行文字，便开始被这个故事无休止的纠缠——他们的小说就是如此让人着迷。他们的小说为我们打通了一条从文学中延伸到现实生活中的道路，他们没有“说教”我们，但我们愿意拿他们的小说去“指导”生活，在这条路上我们不仅感受阅读的乐趣，而且它有一股力量让阅读向书外延伸，让我们感受人的丰富，并且不自觉地去思考和寻找关于人的总总问题，比如人的苦痛人的来路等等。对此，他们的小说并不提供答案，只是提供强劲的永不过时的生活事实，让事实产生的想象与经久不衰的现实生活对接。
当然，这份被我不断重读的作家的名单随时间在缓慢增加，现在又多了一位——J.D.塞林格——在小说中制造谜语的人。
我以为，对塞林格我并不陌生。我知道他那部著名小说——《麦田里的守望者》为一个时代划上了印记，“麦田里的守望者”几乎成为他的代名词，他制造了这个词并让一个人物形象永远地站在了这个词后边，从此这个词成为一个象征意味突出的经典意象常常被人们挂在嘴边。十多年前我正青春的时候读过这部至今仍在全世界畅销的青春小说，当时，小说里叛逆、不学无术、满嘴粗话的主人公霍尔顿一度成为我的知音，以为霍尔顿的生活就是我要的生活，大言不惭地将小说里的那句名言——一个不成熟男子的标志是他愿意为某种事业英勇地死去，一个成熟男子的标志是他愿意为某种事业卑贱地活着——写到女同学的留言本里，良好地感觉与众不同。不过也是在那时，我略略知道了小说的某种形式，以为小说就是像霍尔顿那样说话。后来我还知道，成名后的塞林格过着神秘而怪诞的隐居生活，他在有山有水的乡间购置大片土地，但只在山顶筑一所小屋，周围种上许多树木，外围拉上铁丝网，网上装上报警器，把自己与外界隔离开来。他从不接受来访者，也很少在公众场合露面，但他写作勤奋，据说他特地为自己造了一个只有一扇天窗的水泥斗室作书房，每天早晨八点半带了饭盒入内写作，直到下午五点半才出来，家里任何人都不准进去打扰他。他完成的作品数量可观，但拿出来发表的十分有限，十余年中他只发表了二十多个短篇。也因为如此，塞林格成为一个谜一样的人物倍受外界关注。
十多年后的今天，我读到了他薄薄的两本短篇小说集——《九故事》和《弗兰妮与祖伊》，读后我才发现，我并不了解塞林格，他的短篇小说掀开的他内心世界的一角，让我觉得他如此陌生，就像面对深邃的大海而把握不定的那般陌生，不过有一点我深信不移的是，他并不只是那个靠一部自传性质的《麦田里的守望者》偶然走红的“霍尔顿”，他神秘而怪诞的与世隔绝的生活方式也不是像有些人说的“为了声誉而故弄玄虚”，这两本薄书既宣告了他选择“神秘”生活方式的理由——他忠于自己孤独而理想的内心世界，也宣告了他小说创作的成就——他用“冰山一角”的叙述制造了现实生活的谜语。
他的短篇小说究竟开辟了一条怎样的属于“塞林格式”的小说道路？他究竟是如何到达这一目的地的？要理解塞林格的独特，必须先廓清我们当下小说写作的歧途——用一句话可以概括——陷入了故事的泥潭，放弃了表达的追求。我觉得，不是小说要不要故事的问题，而是要什么故事的问题。我们的小说在经历了“先锋探索”的晦涩之后开始回归“故事”与读者握手言欢，很多讲故事的小说受到读者追捧，小说家也因此名利双收，加上几本发行量大的小说类选刊对原创文学刊物的影响，文学刊物小说编辑也一片“要好读的故事”的声音，在这样背景下，讲一个大众“喜闻乐见”的故事成为众多小说家的“追求”，一时间，中国小说成为“故事”的最大制造工厂——新奇、怪诞、巧合、庸俗甚至下流的“故事”成为小说争相书写的对象，不约而同地，这些“故事”的“核”，均来自小说家收集的电视、报纸新闻的边角料，所以当媒体上出现“农民工背尸回家”的新闻时就同时出现了几篇相同故事的小说了。毫不夸张地说，目前我们的小说已经从一门探索精神的艺术品堕落成感官“故事”的消费品了。须不知，当“故事”“传奇”变成小说的全部时，生活却溜走了，吴尔芙说，“没有生活，恐怕别的一切都不值得去写。”生活是有味的，一日三餐的烟火味，劳碌奔波的汗味，男女相处的体味，矛盾冲突的焦糊味……如果小说放弃了对这些气味的辨识，就等于放弃了生活，就等于放弃了传达变化万端、尚欠认识的人的基本精神，所以吴尔芙在半个世纪多年前就对青年小说家发出了这样的呼喊：“让我们描出每一事每一景给意识印上的（不管表面看来多么互无关系、全不连贯的）痕迹吧。让我们不要想当然地认为通常所谓的大事要比通常所谓的小事包含着更充实的生活吧。”小说写不写故事？当然写。但小说不写由表面逻辑推进的故事或者说感官的故事，小说应该写由人性作为动力推动的故事或者说心灵的故事。一则故事作为要素进入小说，最重要的前提是要具有说服力，故事能够有足够的精神动力自己主宰自己的命运，它所展示出来有关生活的本质的真实才能说服聪明的读者，才能真正显示小说的自由。
再说表达。一位评论家这样表述当前小说在表达形式上的无能，他说，“他们没有能力在一派零散驳杂的经验中创造自己的形式。每当写到现实生活，他们就变成了犁地的农夫，从这头推到那头，他们本应是建筑师，以零散的砖瓦建造出一幢楼阁。他们所写的基本上都是已知的小说、过去的小说，很少现在的、未知的小说。”小说家在表达上变成了“从这头推到那头”的“犁地的农夫”，这一概括无疑是形象准确的，我们拿出宝贵的时间去阅读那些小说，渴望找到一些乐趣，就像我们找一个人聊天，多么希望那个人说话风趣轻松，可是那些小说表达太“老实”太“一本正经”，让我们的阅读变得寡然无味，生活中的一点滋味被小说的表达挤干了。问题出在小说家们太懒惰，他们不想动脑筋去思考有“难度的”、“丰满的”、“智慧的”表达语言和形式，他们以为有一个吸引眼球的“故事”就足够了，这是对小说的误解。叔本华没有写过小说，但他说了一句关于小说的名言，他说，“小说就是让小小的事情变得兴味盎然。”“兴味盎然”或许应该成为小说家在表达上的一种追求——如何将准确的词语放在最妥帖的位置？如何选择唯一的形式去表达唯一的故事？这是小说家表达风格形成必须去寻找答案的两个问题。小说表达的基本技巧和基本常识已经不成为秘密之后，小说家在表达上的追求将变得异常艰难，因为要突破已知的表达技巧和常识已经不再是形式问题，而变成了一个小说家“如何发现世界如何想象世界”的人生观问题，当前小说放弃表达上的追求，实际上暗示着小说家创造力的退化，也暗示着我们这个时代在小说这一伟大文体上的无所作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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