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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托尔斯泰的《魔鬼》
作者：张 辛
的确，无论是阅读其作品还是书信日记，我们都能经常看见托尔斯泰对待欲望的矛盾与挣扎。托尔斯泰的独特性在于，他拥有最为“神圣的单纯”[2]，狂热的肉欲冲动与虔诚的反省祷告在他身上同时真诚地并存着。他并没有与笔下的人物拉开距离，而是完全浸入其中，同他们一样对自身无法遏制的情欲感到迷恋、焦虑、痛苦与无望。内心道德法庭的审判与欲罢不能的沉迷。这样的磨折永无停止，最终只能被动地选择逃避，用死亡加以终结。中篇小说《魔鬼》就是这样的结局。
《魔鬼》写于1889年，小说的情节来源真有其人，一个法庭侦察员爱上了一个农妇，但后来与出生于自己阶层的女子结了婚。过了三个月，他开枪打死了那个农妇。同时小说中也有作家本人生活中的经历：婚前他与农妇阿克西妮娅·巴基金娜有染。情欲的疯狂是该小说的主题，托尔斯泰纯熟的心理描写手法向我们揭示出主人公逐渐失控的内心世界。
叶夫根尼·伊尔捷涅夫前程辉煌。这是全文的第一句话，这句话与他自杀的结局形成了很好的对应。究竟发生了什么事情让这一个有着良好的教育以及家世背景，回家准备掌管家业大干一场的26岁年轻人产生了赴死的念头？故事要从六月的一个仲夏开始。如叶夫根尼自己所认为的那样，他是一个精力充沛的小伙子，他不贪淫好色，但也不是个修士，有所需求也是人之常情。他通过看林人来打探，很快得到了答复。看林人替他找到了一个叫做斯捷潘尼达农妇，她“干净整洁，鲜润娇嫩，朴素大方”。[4]整个夏天他们都在定期约会，在叶夫根尼看来这是一件极为普通的事情，尽管还有些羞涩，但并不是因为觉得有罪。夏季是属于斯捷潘尼达的，“那双又黑又亮的眼睛，那个说我早就来了的胸音，那种清新健康的气息，那个顶起围裙高高的胸脯，以及沐浴着阳光的核桃树和槭树林里的一切”[4]，她的身上洋溢着这股浓郁的生命力让叶夫根尼根本无法拒绝。
季节在小说中具有功能性的所指。到了秋天，这股热情逐渐冷静下来，叶夫根尼要结婚了，对象是一名城里的小姐。从那时起，他就中止了和斯捷潘尼达的来往。到目前为止，我们的主人公都还拥有着非常正常的生活。然而这种正常仅仅持续了两年左右，第三个夏天的到来时，他们又相见了。意味深长的是，托尔斯泰把这次见面安排在圣三一节的前一天。[3]当叶夫根尼第一眼见到斯捷潘尼达时他是很厌恶的，“但是，与此同时他又目不转睛地盯着她那摇摆的躯体”[4]贪婪的目光背叛了正襟危坐的头脑，泄漏出他心底那自以为早已忘却的炙热的欲望，情欲由内自外开始危险地蔓延，“还没走五步，连他自己也不知道，鬼使神差似的，又回头看了一下，想再见她一次。她正要拐过墙角，这会也正回头看他……”[4]回头的意象在此反复使用，它令人联想起一则著名的希腊神话：伟大的琴师欧菲斯为解救妻子尤利提丝用琴声感动了冥王，答应让她起死回生，条件是在回去的路上不管发生了什么都不能回头看。一路上无数的声音在背后恐吓诱惑他们，尤利提丝终于未能坚持到最后，忍不住回头看，结果变成了一尊石像。面对罪恶的诱惑，回头即意味着犯下罪行，意味着违背神的忠告，终将受到惩罚。古老的神话似乎在预言叶夫根尼最终灾难性的结局。理性与疯狂同时牢牢地拽住叶夫根尼的心灵。矛盾的逻辑带来分裂的人格，最终他不堪重负，拔枪自杀。最后作者以这样的文字结尾：“确实，如果叶夫根尼·伊尔捷涅夫是精神病人，那么所有的人就都是这样的精神病人。而真正有精神病的无疑是那些看别人有发疯症状却看不到自己有这种症状的人。”[4]
托尔斯泰否认叶夫根尼有精神病，并将批判的矛头直指每一个人，认为所有的人都没有权利认为叶夫根尼不正常，因为每个人都同他一样，叶夫根尼就是我们自己。他指出：所有人都有发疯症状，真正有病的只是看不见自己身上发疯症状的人。在这里，疯狂被认为是一种常态，而非一种病态，否认疯狂的存在才是一种病态。托尔斯泰认为叶夫根尼心底这种疯狂在每一个人身上都存在，无法避免，唯一区别是少数人选择勇敢直面而多数人选择自我欺骗，由于真诚，托尔斯泰时刻处于一种深刻的精神危机之中。他有过两次很严重的爆发，其中一次是发生在1869 年夏天的“阿尔扎马斯之夜”。“阿尔扎马斯之夜”的主旨就是生与死存在价值的交锋。在写给妻子的信里，他说：“我在阿尔扎马斯过夜，发生了一件不寻常的事。夜里两点，我疲倦极了，想睡觉，身体没有病痛。可是突然感到忧愁、害怕、恐惧，强烈极了，我从来不曾有过这种体验，但愿上帝保佑别人不要发生这样的事。”[5]
而对于托尔斯泰这种疯狂的症状，舍斯托夫在《在约伯的天平上》一书中却提出来，它为托尔斯泰的创作带来一种特殊的功用。舍斯托夫提出一个概念：“共同的世界”。“‘共同的世界’及其坚定的信仰，可靠的、古来的、确信的、大家都明了的真理，是正确的。”[5]共同的世界代表了众人，代表了现实，代表了一种常态，代表了可以接受的价值观。而“托尔斯泰一生在心灵中都觉察到那个把自己逐出‘共同的世界’的东西。他说，像他在平扎省旅行时所发生的那种发作，虽然现在是罕见的，但在从前是常有的。在早已发生的行为中，由于最不重要的缘由，他现在被恐惧感所控制，激烈而有权威地驱散自然的快乐生活和宁静的生存感。……不错，娱乐、游玩、关心生活，一切充满人生的‘事情’诱使托尔斯泰长期地离开他的异常梦幻。因此，正如他自己所说，他本能地害怕疯人院，更害怕疯狂，也就是说，害怕不在共同世界中而在自己的个人世界中生活。所以，他做了最大的努力，要像所有人那样生活，只看见不把人逐出常规的东西。”……[5]
舍斯托夫将托尔斯泰的疯狂视为获取一种全新视力的前提，尽管这并不是托尔斯泰本人所愿意的结果，但是，这种特殊的眼光却为托尔斯泰观察世界打开全新的视角。疯狂使人对熟视无睹的事物产生陌生化，从而对事物的本源开始重新反思与追问。在托尔斯泰笔下，无论是聂赫留朵夫、皮埃尔、列文、伊凡·伊里奇，都是在经历焦虑与紧张甚至是分裂的精神思索后，对世界产生与以往与他人完全不同的认识，从而到达自我精神的最高境界。通过癫狂的状态而获取灵感指导文学写作。
福柯也曾说过“疯癫不是一种自然现象，而是一种文明产物。……在现代安谧的精神病世界中，现代人不再与疯人交流。一方面，有理性的人让医生去对付疯癫，从而认可了只能透过疾病的抽象普遍性所建立的关系；另一方面，疯癫的人也只能透过同样抽象的理性与社会交流。这种理性就是秩序、对肉体和道德的约束，群体的无形压力以及整齐划一的要求。共同语言根本不存在，或者说不再有共同语言了。18世纪末，疯癫被确定为一种精神疾病。这表明了一种对话的破裂，确定了早已存在的分离，并最终抛弃了疯癫与理性用以交流的一切没有固定语法、期期艾艾、支离破碎的语词。”[6]这种没有固定语法、期期艾艾、支离破碎的语词不正是伊凡·伊里奇死前的冥想，列文心灵自我的争辩和《克鲁采尔奏鸣曲》中那喋喋不休漫长的诉说？托尔斯泰通过他们将思考的压力传递给读者，迫使每一个人正视内心深处中被道德掩埋的疯狂，在理性压埋的土壤下认真寻找倾听非理性所发出的微弱的声音。如此看来，托尔斯泰在生命终结前最终无法与家人沟通选择出走，是在离开一个不属于自己的地方，寻找能告慰心灵的归宿地。因为对死亡和虚无的恐惧，从而探究人生；又因为追寻人生的真谛，而不惜坠入思想的深渊。
参考文献：
[1]梅烈日柯夫斯基.《托尔斯泰与陀思妥耶夫斯基：生平与创作》[M].《俄国托尔斯泰研究简论》[M]倪蕊琴主编.上海译文出版社，1983 年.
[2]茨威格.《自画像·托尔斯泰》[M].袁克秀译.西苑出版社，1998 年.
[3]圣三一日（троица）－－复活节后第５０日，又称五旬节（Пятидесятница）。因第50天“圣灵”降临，所以又叫五旬节或圣灵降临节。在圣灵降临在门徒身上时，圣父、圣子和圣灵这三位圣体都参与了，所以又称为“三位一体”节。
[4]列夫·托尔斯泰《托尔斯泰中短篇小说选》[M].石国雄译.译林出版社，2004年.
[5]舍斯托夫.《在约伯的天平上》[M].上海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
[6]福柯.《疯癫与文明》[M].刘北成，杨远婴 译.生活·读书·新知 三联书店，2003年.
张辛，西南大学文学院教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