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8年第4期
浅论沈从文的湘西小说
作者：杨利香
一、人物群像——“习惯”与“安宁”
沈从文的湘西小说描写了湘西这个封闭、偏远地区的船工、水手、小贩、妓女、士兵等等形形色色的底层子民，构成了他的湘西小说中的一组人物群像。
第一种是“看客”。“看客”的形象在我国20世纪20年代的小说中是一种典型，沈从文的湘西小说中也不例外，有围看城里人的头发、皮鞋、薄绒裤、洋服衬衫的村民；有狠狠欣赏被捉女人光鲜鲜年青肉体、口里却说“下贱下贱”的族祖；有跑大老远看杀人的官兵；有看自己儿子娶童养媳的童养媳。第二种是“等待者”。最典型的就是等心上人的翠翠和在家一心一意地继续等待着不知生死的丈夫的三翠。第三种是那些只知道“点名，发签子，按工头所分配的工作去做事”的建筑工人；一群“不做梦，不关心潮涨潮落，只把二毛六分钱一个数目看定”的工厂童工；一位只知道当“杀人英雄”的老战兵；及时行乐的水手……村民、官兵在“看”中消磨每一个日子；萧萧在“看”中延伸她的命运；翠翠和三翠的生命在“等待”中消逝；工人、水手们在日复一日地打发生活。
这样一组人物形象夹杂在沈从文浓墨重彩的“美的乐章”中，如同一个不谐之音。在他笔下，不管是“看客”还是“被看者”，多半是下层的工人、农民、士兵。为什么本身就处在最底层的人，面对同为底层人的“被杀”、“被捉”、“被沉潭”的情景无动于衷，激不起半点同情和怜悯？“趣味”、“刺激”、“欣赏”、“满足”是沈从文描写他们常用的词，由此可见，他们面对这些事件的心态——心安理得、平平静静。同样，翠翠、三翠、萧萧也是平静地接受了命运的安排；三三和她的母亲在“梦”的躁动之后，又复归生活的平静。他们在各自具体的行动中生存着，他们感知世界和占有世界的方式却是如此地简单和惊人地类似。这简单、类似的背后意味着什么呢？
沈从文具有浓厚的自然主义倾向，他的湘西小说“美”在自然，“美”在牧歌般的生存方式和环境，“美”在天人合一，“美”在真实，以原始生命的张力展示了上个世纪初一个封闭、偏远地区的子民的生存状态。这种倾向不是空穴来风，而是他对都市人生和现代文化观照和反思的必然结果。我们所看到的这组人物群像的“简单”和“类似”可以说是一种原始生命的体现，然而，并不是沈从文所要宣扬的。他的“悲痛”就在于清醒地读到了这种“简单”和“类似”背后的潜台词。
他在《摘星录》中说：一个人有一个人的命运，这所谓命运，正是过去一时的习惯，加上自己性格上的弱点而形成的。他们的平静心态就是一种习惯。“习惯”的势力麻木了他们的意志，使他们没有是非观念。《夫妇》中，为了处罚那一对年青夫妇，大家提出了各种虐待的办法，所以当官的练长说“这完全是众人的意见，既然有了违反众人的事，众人的裁判是正当的”；处罚巧秀妈的是“老规矩”、“老办法”——沉潭；阿金的爱情夭折和贵生的爱情告吹，一个是因为“妇人太美，麻衣相书上写明克夫”，一个是因为“金凤八字怪，斤两重，不是‘夫人’就是‘犯人’，克了娘不算过关，后来事情多”。“众人的意见”、“老规矩”是什么？就是宗法社会的规章制度，迷信思想，其合理与否，正当与否，这群人物并没有思考和衡量。“习惯”的势力早就阻止和麻痹了他们的思考和判断，而只有遵循和相信。
“习惯”的势力更使他们失去抗争的勇气和力量。以翠翠为例，我们可以被她的清纯美丽倾心，但是也不得不认识到她在爱情面前被动的言行是其爱情苦果的根，“争取”爱情的途径仍旧是平静的等待。萧萧应该说比翠翠勇气要多点，她想过与花狗一起逃，但当“母以子贵”救了她的命之后，这点勇气也早已烟消云散，且浑然不省地看着大儿子的童养媳娶进家门。
人首先在他的行动中非首先在理论认识中领会存在，[1]然而，他们又领会了多少生存要义？在长期的战争动乱、压迫剥削之下，在封建传统文化的强大惯性下，在祖祖辈辈这样一个封闭的世界里，所形成了的一种习惯心理，渗透到了这群子民生活的方方面面，他们是“安宁”地生活着，但并非显示出他们遇事泰然处之的成熟心态，而是彰显出他们内心的软弱，精神的匮乏。精神上麻木愚昧的宿疾让他们没有、也不会去改变什么，只是自己重复着自己的日子，或者依附他人活着，或者让别人延续着或循环着自己的日子，就像萧萧，自己当了童养媳，又为儿子娶了童养媳。中国社会长期的宗法制度的奴役力量是强大的，尤其在这块荒蛮闭塞之地，他们承认、遵循，甚至坚守了这一切。他们充当的是什么？是他人的工具、机器，他人的陪衬，而不是一个独立的、坚强的、勇敢的“人”。从根本上来说，他们的存在是一个巨大的虚无——但这并不是说它事实上不存在，而是说它缺乏存在的意义、目的和必然性。
“人究竟为什么而生存？”“一个活人能想‘活’得意义出么？”这是三十年代沈从文思考的哲学般的人生问题。“能吃、能睡、且能生育，即已满足愉快”，只不过是沈从文所谓的“生活”，是肉体的存在物；而“怀抱向上或向前的理想并为之受苦”，则是他所谓的“生命”，这才是精神的存在者。“安宁”地生存着的子民们正是前者，他们只有“生活”，而无“生命”。宗法制农村的狭隘和禁闭使他们缺失自我意识。中国“五四”时期高扬和呼唤的“人的自我意识”的觉醒在这里无法找到蛛丝马迹。当沈从文以“五四”新思想、新光辉来观照故土时，这个“不谐之音”折射出对他们的深深忧患——其实，沈从文心目中神圣的湘西需要理性启蒙！这是时代发展、进步的必然结果。
二、叙事技巧——“陡转”、“隐晦”与“模糊”
在沈从文的湘西小说中，常写到战争、爱情、死亡，他以京派文人特有的节制、从容的笔墨对湘西、湘西人物命运进行叙述。他的心态是宽容的，因为他深爱这片生他养他的土地。但是，透过他的叙事技巧，我们也会发现他内心隐伏的“悲痛”。
“陡转”之笔写战争之残酷。《静》写的是战乱中一个普通家庭颠沛流离的生活。病重的母亲带着女儿、外孙，暂时在一个陌生的小地方租房子住下。路费将用尽,母亲在咯血,她们焦心地等待父兄来寻找。日子是静静的，正如作品中所描写的河边温暖沉静的景象：“黄澄澄的菜花，染坊晒晾的白布，天空飘飞的风筝，芦管唢呐吹奏的送亲嫁女的调子，从容吃草散步的马匹”，然而，静静的日子，蕴含着极大的生活凶险：“日影斜斜的，把屋角同晒楼柱头的影子，映到天井角上，恰恰如另外一个地方，竖立在他们所等候的那个爸爸坟上一面纸制的旗帜”。父亲是永远不会来接她们了。沈从文就是这样，字里行间表面上是和谐温馨，却以一种突兀逆转的笔法来实现着生命的最后一个音符——悲音，他滤掉战争的血腥气，滤掉失去亲人的巨大伤痛。然而，战争是苦难的，现实是残酷的，作者借助对比和陡转的落差激起内心无法掩盖、甚至无法言说的痛惜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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