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8年第6期
孙惠芬作品的散文化特征
作者：魏 冬
在小说“散文化”这一特点上，孙惠芬与萧红确有相似之处。例如，孙惠芬的许多小说采用了类似萧红《生死场》、《呼兰河传》中那种短章联缀的结构手法，并且联缀全文的主线不是情节或人物，而是心绪或情结（在这里我们可以看出，孙惠芬小说的“散文化”结构是与她的“心情”理论相联系的）。早期的有《小窗絮雨》、《变调》等，后来有《歌哭》、《歌者》，近期的有《街与道的宗教》、《上塘书》等。我们以后两部长篇小说为例来作说明。《街与道的宗教》是一部散文体自传小说，有时它也被称为“长篇散文”，由此足以见得它介于“小说”和“散文”之间的品格。虽然这部作品被刁斗称为“涉及了一些耸动视听的宏大主题：故乡、土地、家族、生死”，但却是由一个个最平常的乡村生活场景组成，那些曾牵动过童年时的作者无边遐想的前门、后门、前街、院子、粪场、场园、小夹地，不分先后地拥挤在作者的记忆里。每一个狭小的场景都是一幅广阔的画面，这些场景加到一起便是一个独立自由的世界。那个在回忆中、在幼小的心灵里曾是无比宽广、浪漫的乡村，现实里却是让人沮丧的荒凉狭小、破败不堪。可以说，《街与道的宗教》很有萧红《呼兰河传》的神韵。而另一篇曾在文坛引起争议的《上塘书》更是因为“散文化”的写法成为一部不像长篇小说的长篇小说。《上塘书》最与众不同的地方在于它的章节设置：以“上塘的地理”、“上塘的政治”、“上塘的交通”、“上塘的通讯”、“上塘的教育”、“上塘的历史”等等为标题。有人说这是一种“地方志”的模式，但孙惠芬并不认同，她自己说只是“借鉴了毛泽东《湖南农民运动调查报告》中的‘寻坞调查’”，她想通过这种方式，“把这局部联合起来，目的是让它对应着一个更大的整体”。笔者认为孙惠芬的这篇小说与韩少功的《马桥词典》有异曲同工之妙，都是从历史、文化、社会等因素入手，在想象中对某一地域进行真实地还原，虽然都没有贯穿始终的情节主线和主要人物，但却都实现了一个更有意义的目标：创造了一个大于局部相加的整体。《上塘书》中作者更独创了地理、政治、交通、通讯、教育、历史等名词的双重含义：除了我们通常的理解，还有发生在人们心灵世界及人际关系里的地理、政治、交通、教育等等。
孙惠芬小说具有的“散文化”特点是由她自身的性格气质决定的，也就是说她在这种写作方式上找到了与她自身的文化心理结构和艺术趣味相一致的东西。孙惠芬在这些具有散文的氛围、散文的笔法的小说中，真实而又质朴地再现了那些在地图上找不到标志的辽南乡村里的日常生活，刻画了农民们丰富的精神世界。但事实上，孙惠芬对散文化小说的偏爱，从某种意义上也说明了她要求文字表达的自由、不受限制，可以无拘无束地敞开身心、投入地融入到“剧情”里去，并按照“心情”的需要随心所欲地安排结构，所以她对小说形式上的考虑较少，或者说她不想去过多地考虑形式，那样会影响她的表达。对于自己的这一偏好，孙惠芬这样解释；“我不喜欢形式感很强的小说，这跟我的生活态度有关。我的生活态度就是朴素，有句老话，好看不过素打扮，我信奉这样的话。因为朴素是最容易深入人心的，就像生活中的平易近人。我认为最好的小说，首先它有着朴素的外貌……”也许，对她的观点我们有可辩驳之处，但是下面的话又使我们知道孙惠芬并不是要将讲究形式的小说一棒子打死：“我一点也不因为自己的习好而排斥形式上的探索，就像走在大街上，我总要向那些打扮怪异的人送去敬畏的目光，我对那些在文本上不断创新的大师充满敬畏。我的不为，是我不能。”从这一段话我们也可以看出，孙惠芬是有矛盾之处的。她对自己所持的文学观点并不是绝对的自信。但是也许，正是她身上所具有的“特异”之处才使她成为个性鲜明的“这一个”。
魏冬，沈阳工程学院基础部文学艺术教研室副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