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8年第6期

古今身体叙事略论

作者:唐晓敏




  身体是人类存在的生物载体,也是某些深层意义的象征,身体成为符号化的叙述,叙述中形成的身体的符号化(semioticization)和与之相对应的故事的躯体化(somatization)也成为广受关注的问题。文学中的身体,可以说是将“自然”与“文化”有机融合,肉身的躯体与符号化的身体既有区别又密不可分,从而使物质的身体成为指意的身体。
  由于对西方理论的大量引入和人们对性别问题的关注,法国女性主义学者埃莱娜·西苏的“身体写作”传到了中国,并以身体“飞翔”的激进姿态契合了90年代女性文学的需要和氛围,身体叙事也成为文学理论和文学研究的重要话题之一。中国的女性文学创作和中国的身体叙事同西苏所说的通过女性书写来颠覆男权话语霸权的初旨发生了很大变化,具有了中国本土特色,体现了中国人对身体切入的独特视角。
  
  一、“药剂”
  
  中医讲究养生,认为人体内有很多分泌物都凝聚着生命的精华,如有浪费,即会造成身体的亏损。因此,人类就要学习乌龟的生活方式,行事缓慢,能自我调节,最终能长久维持生命的活力。中医的这种宗旨具有广泛的影响力,在身体叙事方面也有深刻表现。
  古人认为性欲是人类自然的欲求,适度的性欲要做到“发乎情,止乎礼仪”,既满足,又节制,才能达到和谐状态并有益于人自身的发展。但是,这种信条不是基于整个人类,而是从男性的视角和利益出发的。女人的身体是男人欣赏和把玩的对象,男人们按照自己的喜好去塑造女性形象和身体。“采阴补阳”说得到广泛肯定,女性的身体是一个必须把握的对象,是一个很有实用价值的容器。“父权制的性别策略向来对男女施行两种不同的标准,按照男尊女卑的原则,凡在男子身上都被欣然认可的事情,在女人身上就成被禁止的事情。”传统的养生学教育男子都要珍惜自身的元气,懂得节制,却不能完全限制女性。这样,男性就对女性产生一种莫名的恐惧感,特别是那些强大且不能掌握的女性。“在父权制文化里,暴露女人的身体,意味着揭开了最神秘的东西。”男性对女性的关注通常出自一种对“他者”的猎奇心理,正因为男性与女性生理上的差异,才产生了对未知对象的认知欲望。
  从养生学角度出发,女性身体的角色就相当于中医中的“药剂”。如果使用得当、适量,则对男性身体和健康有益,甚至能延年益寿。反之,如果使用不当、过度、或是寻错了对象,则是大祸临头、不可收拾。对个人而言,身体会受到很大损伤,直至精力耗尽而亡。而对整个男性系统而言,危害更令人恐惧。可见,女性对男人们而言是个矛盾结合体,一方面他们把女性当作把玩和认知的对象,通过女性来满足自身欲望,采阴补阳以补充自己流失的精力,另一方面他们对这样一种对象又满怀警惕和恐惧之感。这种现象产生的最本质的原因在于男性对自己至高无上、不可动摇的政治地位的维护,因为能从他们手中夺走权利的只有他们之外的另一性。美国学者凯特·米利特在其著作《性的政治》中指出:“是男人按天生的权力对女人施加支配。通过这一体制,我们实现了一种十分精巧的‘内部殖民’。就其倾向而言,它比任何形式的种族隔离更坚固,比阶级的壁垒更严酷、更普遍、更持久。”因此,统治不仅限于国家政治统治,还包括更为广泛的内涵。
  
  二、“武器”
  
  当代以一批女性作家为代表的“身体写作”、“私人化写作”甚至是“性写作”都与古代的身体叙事发生了很大变化。正是由于女性长久以来生活在以男性为中心的男权社会中,早已失去了言说和自我展示的权利。纵观中国历史上的身体叙事,基本没有女性作家的作品,男性是唯一的言说者和叙述者。在男性视角中,女性基本已经失去了自我意识,完全以男性秩序、宗法礼教规范自己的言行。当代出现的一批女性作家,她们用女性身体,通过艺术虚构的方式建构了一个不同以往的女性生活和精神空间。
  “女性作家要在西方文学史中占有一席之地就必须形成这三种权威,它们分别是:建构另外的‘生活空间’并制定出她们能借以活跃期间的‘定律’的权威;建构并公开表述女性主体性和重新定义‘女子气质’的权威;以及形成某种以女性身体为形式的女性主体的权威。每一种权威形式都编织出自己的权威虚构话语,明确表达出某些意义而让其他意义保持沉默。”中国女性作家也同样如此,女性作家想在文坛上站稳脚跟,有自己的话语权,就需要建构一个与男性话语权不同的“另外的‘生活空间’”,并按自己的方式生存、言语。对女性而言,与自我关系最密切,最能体现出女性内心世界的载体就是女性身体本身。因此,在女性作家的作品中,身体是她们言说的主要途径,也是她们反抗的主要武器。通过这种方式,她们试图创建新的“女性气质”权威,反抗传统的男性话语对女性形象的规约和歪曲。
  以陈染、林白为代表开始的身体写作,将叙事引入女性所特有的私人空间,并且对自我身体表现出明显的自恋倾向。着眼于真实的躯体,女性作家们在现实与幻想的模糊边界上实现控制自己的终极想象。通过艺术虚构,女性逃脱了外部生活中对自己作为女性的身体规约和抑制,女性更易于沉入镜子、浴室、黑夜的凝望中,以中断时间来统治时空,成为至高无上的统治者,同时成为无与伦比的自恋者。在这样的一个近乎虚幻的世界里,女性获得了完全的自由,对自我有充分的支配权,能更好地认识和把握自我。并且,想象往往通过“元叙事”的方式被解构,特到现实的厚重感,使读者始终游离于想象与现实之间。在外部世界,女性身体往往是支离破碎的,而在浴室、镜子里女性身体获得了整体感,这是女性作家通过身体叙事努力获得女性主体的体现。
  
  三、“商品”
  
  随着时代的日益开放,消费时代的到来以及后现代向各个领域的侵入,人们的生活变得更加自由,渴望突破成规,新的事物层出不穷,同时那些曾经被视为禁忌的东西也慢慢松开了枷锁,成为大众能消费的“商品”。身体就是其中一个,虽然大量表现身体隐私一开始就遭到了大量的非议,但市场的需求和销量的诱惑早已决定了它们存在的不可逆转性。
  波德里亚曾指出,作为消费伦理的指导性神话,“身体”在向美学/色情的价值转变过程中更倾向于女性。随着女性的解放,女性日益混同于自己的身体。历史上,女性作为欲望的目标,身体受到了奴役,而现代社会则将女性、身体、性欲同一化,以为只有“性”解放才能解放女性,但女性却通过性解放而被消费。
  在性别受到关注、性得到解放的当今时代,以身体为主要描写对象的文学作品的出现可以说是顺应时代需求的。正是因为这样的时代环境,也造就了这批女性作家,她们身体叙事获得了人们的关注,同时也获得了非常可观的收入。在市场经济时代,文学也被纳入了市场,正是那些符合读者需求的作品才能生存并获得长久的发展空间。这就体现了消费时代的核心特征:消费决定一切,消费者在整个生产环节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只有被消费的商品才真正实现了自身的价值。
  “有人可能会猜测,隐私的观念其实与侵入它的想法是同体、同质(consubstantial)的。隐私是相对于这个世界的窥探才得以形成的,它必须要承认这种几乎是必要因素的注视,作为它需要被遮蔽的一部分原因。如此说来,我们通过对隐私的侵入才知道了隐私,就像我们通过纯真的丧失才知道纯真;事实上,除此之外,我们就对它一无所知。”正是在商品市场、消费时代大量对身体的暴露和消费,才让人们更加清晰地了解了人类的身体,满足了自身的猎奇心理,使隐私走向大众化。
  深受“养生学”影响的古代文人,展现了特殊的男女统治与被统治的关系。男性把女人视为自身精力的“药剂”,采阴补阳,使自己精力旺盛。对于女性的塑造都是基于男性对女性的幻想和审美倾向,女性失去自我决定权,成为男性的附属品。男性对女性身体、精神的种种规范和抑制都是为了维护家族、国家政权的稳定,也就是保持以男性为主导的父权社会的不可动摇性。受西苏影响的一批当代中国女性作家以女性所特有的方式做了颠覆传统话语模式的努力,她们以身体为武器,建构了一种与传统不同的另一种空间,展现女性自我。与此同时,在当下消费文化的大环境下,读者需求和市场运作也决定了身体写作的商品性,使身体由隐秘走向公开。
  
  参考文献:
  凯特·米利特(Kate Millett),《性的政治》,钟良明译,社会科学出版社,1999年版。
  苏珊·S·兰瑟,《虚构的权威》,黄必康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
  彼得·布鲁克斯,《身体活》,朱生坚译,新星出版社,2005年版。
  康正果,《重审风月鉴》,辽宁教育出版社,1998年版。
  汪民安,《身体、空间与后现代性》,江苏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
  安德鲁·斯特拉桑,《身体思想》,王业伟、赵国新译,春风文艺出版社,1999年版。
  唐晓敏,华中师范大学文学院硕士研究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