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8年第6期
从《随想录》看基督教文化对巴金的影响
作者：曾 贞
从这个意义上来说，《随想录》是天生脱俗的。那种脱俗的美感远远超越文本本身。我认为这是一部有情且多情者的伤心史，也是一个真诚者的忏悔录——就连伤心与忏悔，都沉浸在他难以冷却的激情当中。只有这种激情，才可以使这位老人在整整耗费了七年的光阴中，以煌煌五卷四十多万字的巨著，向世人奉献这一部“说真话”的大书。它渗透了老人晚年所有的思想与感情，以忏悔的形式直接向中国知识分子近四十年来的心路历程代言：“这是一笔心灵上的欠债，我必须早日还清。它像一根皮鞭在抽打我的心，仿佛我又遇到五十年前的事情。‘写吧，写吧。’好像有一个声音经常在我耳边叫。我快要走到生命的尽头了，我不愿意空着双手离开人世，我要写，我决不停止我的笔，让它点燃火狠狠地烧我自己，到了我烧成灰烬的时候，我的爱，我的恨也不会在人间消失。”真诚的忏悔与真实的拷问让巴金充当先锋的投枪，敢于以开荒者的勇气对“文革”作一次总结。巴金写作《随想录》并非为了自己的名和利，而是声明对“文革”进行反思并寻找“文革”产生的原因。在《悼念老舍同志》一文中，巴金写道：“我们不能保护一个老舍，怎样向后人交代呢？没有把老舍的死弄清楚，我们怎样向后人交代呢？”不同于别人的是，很多人在对“文革”产生的原因的时候完全将责任推向林彪等“四人帮”的身上，巴金首先是从自己的身上寻找“文革”产生的原因。他自然不应当为老舍的死去负任何责任，可是他就这样向自己也向社会提出了一个问题：“我究竟做了些什么事情呢？”对现实人生的思考以及对自己的反思和忏悔，使他以一种宗教似的情怀来虔诚地进行一次次深刻的自我批判，表现出一种牺牲自我拯救千万人的精神，并通过这样深刻的反思来达到自己创作的目的：建立起一种社会责任感与历史使命感。
忏悔意识是巴金的《随想录》体现的情感基调。这与他的遭遇密切相关。众所周知，巴金是一位具有宗教情怀的著名作家。他出生于书香门第，从小家庭的熏陶与社会特定的环境使得他的作品一直没有离开关注与思考以及人为的宗旨，自己也曾经声称“我的上帝只有一个，就是人类。”巴金出生的年代是一个中国先进知识分子正在向西方寻求科学民主的年代。特别在“五四”时期，那些“睁眼看世界”的文化先驱们看到了作为西方的“自由、平等和博爱”为背景的基督教文化的价值，看到了基督教“信、望、爱”的本质形式对“缺少情感”的中国人精神的巨大强心作用。因而在大加礼赞的同时积极倡导这样的思想。在这样的特定现代思想文化背景中，受“五四”启蒙思想洗礼和西方文化浸染的巴金，在一定程度上必然认同基督教文化。《随想录》就是一个最好的佐证。晚年的巴金缠绕在叛逆传统和挑战自身的矛盾之间而不得解脱，转向宗教寻求精神的安慰与寄托。
一个人物质上的困顿不是困顿，精神上的苦闷才是真实的绝望。在精神上绝望的巴金有着一种无路可走的绝望，甚至想到人力不可为的时候，企图通过一种神灵的力量来拯救并抚慰他。他愿意将自己受过伤的心灵和伤害过别人的心灵都一览无余地奉献给神，泄露给神。求神在这一次失败的绝望中，给予一个评判，其实更应该说是一种援助，使得一个伤过人并被人伤的人的心头上，能有一种皈依忏悔的机会。写作《随想录》就是神给予了巴金这次可以忏悔的机会，让他在神的面前真诚忏悔，并得到神的评判。《怀念胡风》是《随想录》一书的结尾，通篇都是巴金自己沉痛的忏悔，交代自己批判胡风、路翎的文字。老人说：“五十年代我常说做一个中国作家是我的骄傲。可是想到那些‘斗争’，那些‘运动’，我对自己的表演（即使是不得已而为之吧），也感到恶心，感到羞耻。今天翻看三十年前写的那些话，我还是不能原谅自己，也不想要求后人原谅我。”胡风的冤案，沈从文的委屈，老舍的悲剧……这一切的一切，当然不能把责任推向巴金。但是，想想在那个人妖混淆的年代，在那个知识分子被强迫改造的现实中，那一个接一个的“运动”与“斗争”，大多数作家都网罗其中，人人都要过关，但是在进行灵魂“洗澡”的时候，大部分的作家就已经完全失去了自我，失去了他们的自尊、自信、自爱，文人的操守和气节荡然无存。在这样的背景下，谁不在做着自己的“表演”？即使是有些侥幸受不到牵连的作家在经历过一次次的运动之后也噤若寒蝉，失去了艺术探索和追求真理的勇气。只是在这场浩劫之后，有多少人像巴金这样进行反省？又有多少人能像巴金这样多一点点忏悔的精神？巴金的忏悔与其说是向自己的良心交代，不如说是给世人一个交代；巴金心中的神与其说是上帝，不如说是万千的读者。而忏悔意识在西方文学里主要是源于基督教文化的原罪感，在自身情感与人生境遇的影响下释放出来。于是巴金释放出一生中最苦难最不愿意提及的经历，并用最虔诚的心与最热烈的思考，来验证探寻一个没有揭开的答案。尽管这样的答案更多的是作者的一种“隐痛”，甚至于在现实生活中巴金已经将其视为自造的“心魔”。将心中的魔暴露日光之下，在现实社会里，除了勇气还需要勇气。与其说这是巴金的勇气，不如说他敢于面对并敢于担当，于是置“心魔”而不顾，在自己的灵魂面前虔诚地完成自己的忏悔，让自己受罪的心在经过心灵的一系列洗礼与挣扎之后，便能够用一种平静的、虔诚的温和的心情去宽容别人并求得别人的宽恕。
在总的心理意向上，忏悔不但具有负疚、耻感与补赎的意象，还包含一种渴求从卑鄙渺小中超拔出来的意象。真诚的忏悔实质上是对旧的自我的一种否定。忏悔意识还把巴金从自我内心探索引导到对人生最深层次的拷问上来，并思考一种对生命终极意义的追寻。他在《十年一梦》中终于坦言自己寻到了心灵的自由，要做自己“自由思想的精灵”，他说：“…我不一定看清别人，但是我看清了自己。虽然我十分衰老，可是我还能用自己的思想思考。我还能说自己的话，写自己的文章。我不再是‘奴在心者’，也不再是‘奴在身者’。我是我自己。我回到我自己身上了。”
巴金是幸运的，他总算找回了自己，不再做“精神上的奴隶”；他又是不幸的，他看清了自己，也看清了别人，却又更深地陷入了自责和“无力回天”的痛苦之中。“奴在心”的痛苦与“奴在身”的痛苦使得他在《随想录》有了理想与现实的冲突，并形象地记录了自己在精神世界的诸多悖论中的挣扎并寻求解脱的心路历程。然而，一生具有救世情怀的巴金，最终将自己的痛苦没有狭隘地来一个鱼死网破，而是从精神的角度来寻求“万人的幸福”，我们说这是一种担当精神。这种担当对于巴金来说可以是一种使命，也可以是一种精神的自觉，是建立在某种价值基础上的牺牲精神。巴金并不是个虔诚的教徒，但对基督教文化的礼赞也可窥一斑。他折服于基督教文化的忏悔意识，超越追求和拯救精神，将之视为拯救社会和寻求个人精神寄托的根本途径。《随想录》的创作折射出在特定时代知识分子的困惑与悲苦，选择与追求，认定人生的理想与现实永远无法调和，而痛苦永无止境。但是可贵的是，巴金并没有将它引向虚无，而是企图做到奋力超越悲剧。
萨特有句名言：“人是自身行为的结果”。认为只有通过他自己的超越自我和超越境况的行为，才有可能给自己带来某种意义。巴金选择了写作，选择了用《随想录》来达到自己的结果。我想是因为在他看来，语言高于一切。他要把一切转化为语言。这样才可能使他获得某种解脱，也可以说是某种“拯救”，只有通过这种方式重新证明自己。或许巴金清楚自己一生走来虽然辉煌也依旧如此残缺，但他更清楚爱是人类的唯一救赎。他以自己残缺的人生而不安并企图得到某种补偿，于是他把自己与神拉近了距离。人的残缺证明了神的存在。在巴金看来，神的本身就意味着永远的追求，不管人生是否残缺，神依旧存在。巴金心中的神是一种境界，他就走在通往这个境界的路上。有人也把这叫做天堂。
在通往天堂的路上，巴金以自己的方式来总结了他“这一生的收支总帐”，他要把自己一生的经验、教训、思考以及对后来人的忠告一一记录下来。他以宗教的情怀在真诚地忏悔自己的时候，也道出了一个民族的“忏悔”。
参考文献：
1、巴金，《巴金随想录》，上海文化出版社，2000
2、谭兴国，《走进巴金的世界》，四川文艺出版社
3、吕周聚，《现代中国文学沉思录》，齐鲁书社
4、巴金，《巴金选集》，四川人民出版社，1996
曾贞，四川省成都市西南民族大学文学院硕士研究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