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8年第7期
新生代长篇小说评介
作者：吴义勤
再次，价值的崩溃。“世界”崩溃了，“父亲”消失了，随之而来的就是价值体系的崩溃和价值话语的缺席，这是一种本源和本质意义上的崩溃。在新生代长篇小说中自我与价值的迷惘，对爱情、伦理、道德和意义的怀疑成了一种普遍性的生存情绪。毕飞宇的《那个夏天，那个秋天》叙述主人公耿东亮在现代社会的自我迷失和人性异化，第一人称的自述中个体的体验、困惑、疑虑与他独特的经历和故事紧紧迭合在一起，“形而上”的思想已溶入了主人公的夜游、哭泣、呼喊，甚至身体的每一次疼痛体验中。耿东亮不是一个“哲学家”，但是他用他的语言、他的世俗举止、他的身体在具体演绎着西方现代主义和存在主义的哲学主题。作家在这部小说中对于“形而上”思想的世俗化和本土化阐释自然而不突兀，应该说是他多年探索的一个成功结晶。尽管这部小说的单薄容量与单薄结构似乎还不足以支撑一部长篇小说，但至少从形而上主题表现的角度来看毕飞宇完成了他的一次艰难超越。马枋的《生为女人》是近几年颇为流行的“小长篇”的代表作。作家虽是一个新面孔，但她出色的语言才华和对当下都市生活的敏锐感受能力却给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小说主体叙述的是冬子、如歌、晚晴三个现代独身女性的生存感受与爱情故事。她们有现代意识，对爱情、婚姻、家庭有自己独特的认识，对男人更是有一种“看破红尘”的感觉，正如小说“题记”所说的“这是三个大多数男人想要但又不该要不敢要的那种女人”。她们之间的故事，甚至她们与男人间的故事都并不刺激也不新鲜，但是小说感兴趣的并不是故事，而是体验，而是对那种独特细腻的生理与心理体验的展示。小说不是一个女权主义的文本，女性的视角并不是为了发动一场男人与女人之间的战争，也不是为了发动一场女人与女人之间的战争，小说的真正的目的也许只是让女人进行一场自我展示，进行一场自我与自我的战争。《爱人同志》中的张小影和刘亚军是时代造就的“英雄”，而支撑他们“英雄”生活的正是特定年代的价值观念，因此，当既有价值体系在时代前进的步伐中一步步崩溃时，他们的生活、他们的世界也随之崩溃了，他们在生活中“失语”，失去了生存的意义和根基。刘亚军这个被时代抛弃的“英雄”只能在一场大火中与这个世界一同毁灭。《耳光响亮》中的牛翠柏兄妹三人也在“父亲”这个价值座标消失后陷入了生活的混乱和价值的迷惘，牛红梅的爱情悲剧、牛青松的与流氓为伍及最终命丧异乡、牛翠柏为拍电视剧对姐姐自私的“出卖”都让我们看到了价值崩溃后的绝望图像。《春天的二十二个夜晚》中“我”的价值话语则是维系在与陈米松的“爱情”上的，但当陈米松离家出走，生存价值崩溃后，“爱情”本身也变得毫无意义。主人公不但能与陌生人只见三面就同床共枕，而且还随波逐流地周旋在几名男人之间满足于各种无聊的性游戏。既往的价值规范、生存伦理、道德律令似乎都随陈米松一起烟消云散了。《民间故事》中与对古典孟姜女爱情神话的解构相呼应，主人公现实的爱情也在猜忌、背叛和怀疑中无可挽回地走向了崩溃的结局。这同样是一部具有某种典型的“后现代”解构特征的小说。用作者的话说，他是要用这部小说“颠覆”有关孟姜女的民间传说。小说由两条线索构成，一条线索是“我”创作《民间故事》这部小说的过程。这个过程中，“我”收集和采访到了各种各样的关于孟姜女的传说，它们互相矛盾，互相颠覆，互相瓦解。孟姜女的形象和孟姜女的故事得到了全新的建构，这里有“偷情”、“告密”，也有“仇恨”与“谋杀”，在“戏说”的语境中，有关孟姜女的一切很快都土崩瓦解了；一条线索是“我”和孟媛的现实婚姻生活。这条线里同样有偷情、猜忌、报复等内容，它与第一条线索互相呼应，共同推进着小说的发展，并进一步强化了“亵渎”的主题。这是一部在小说的叙述和构思上非常有特色的小说，荆歌在现实和历史两条线索之间自由穿梭，其组织和控制叙述的能力令人称道。另一方面，小说在叙述上也极有变化，他巧妙地挖掘了不同主人公的叙述功能，使他们在各自有限范围内都成了小说的叙述者，这既带来了小说文体的变化，也有效地克服了主叙述人的叙述盲区，给人耳目一新之感。当然，这部长篇小说结尾显得过于草率了点，曾剑锋的车祸而亡，过于简单化，显然有逃避矛盾之嫌。罗望子的《在腼腆的桥上求爱》呈现给我们也是一幅价值崩溃后的“末世”爱情图景。这是一部非常好读的长篇小说。罗望子以写实的笔墨为我们描绘了一幅现代人的“生存版图”。腼腆而平庸的男人张枣儿，碌碌无为，妻子Y瞧不起他跟别人好了，他却一无所知。但他每天在小街上的行走，却引起了有夫之妇阎晓红的注目；这是一个既古典又幽闭，既美丽又渴求真爱的女人，可惜他的男人，一个小小的公务员竟利用她的美色，不择手段地贿赂上司处长；当然，阎晓红的男人也有着办公室的恋情，杜婵，一个年轻美貌的女大学生，一个随心所欲的新新人类似乎爱上了他，只可惜对于新新人类而言，爱是游戏，爱易厌倦；故事的最后，杜婵准备与阎晓红袒露心迹，偶遇腼腆的男人，她突然感到，这才是她能够找到的生活中的唯一真实。小说题目“在腼腆的桥上求爱”很有意味，它是一种悖论性的处境，是尴尬生存的隐喻，它体现的是作家对于现代人爱情、沟通困境的一种哲学思考。而刁斗的《游戏法》更是“后现代”游戏景观的绝好注脚。主人公则更是在无所事事的价值空虚中蹈入了“游戏人生”的陷阱，他左冲右突，在玩弄生活、玩弄爱情的同时，也被生活和爱情玩弄了，最后落得个孤家寡人“游戏”自身的境地。主人公沈阳是一个天才的游戏者，他与魏锋、吕大连三人小组的“游戏”行为构成了小说的主要情节。无论是“改写路牌”，还是“世纪之玩”，“游戏”不仅激发了他们的生活热情，不仅构成了对他们生存痛苦的某种遮蔽或遗忘，而且甚至就成了他们的生活目标。但是，在小说中“游戏”却又是沉重的，它的“人道”内涵和悲剧意味也令人感喟。从沈阳个人的角度来说，他在青青、姚小丽、雯雯、魏锋等众多女性之间如鱼得水，俨然是两性游戏的高手（这显然是刁斗的男性自恋倾向和男权思想在作怪），但最终他还是成了一个彻头彻尾的“孤家寡人”，“倒立求欢”的壮举不但没有留住雯雯的“爱情”，相反倒是把她推向了俄国人的怀抱；对其百依百顺“招之即来”的姚小丽最终也大呼“瞎了眼”，声称从此与他断绝一切关系；而志同道合的玩伴魏锋，也没有如他在新年前夜与她做爱时期待的那样“相爱”两千年，相反，在“世纪之玩”尚未结束时，她已经与吕大连有了暧昧的关系。“游戏”没有给沈阳带来爱情，友谊，也没有带来解脱和快乐，而是更为沉重的痛苦。不仅如此，他们的“游戏”作为反抗世界的方式，虽然从某种意义上构成了对现实的某种批判，对人性的某种警示，但与官场游戏、社会游戏、权力游戏、商场游戏、金钱游戏以及家庭游戏比起来，无疑是“小巫见大巫”，失败的只能是自己，受伤害的也只能是自己和那些无辜的小人物，比如张保卫的女儿张洁婴。这也可以说，正是这部以“游戏法”命名的小说却有着挥之不去的悲剧内涵和人道内容的一个原因。张大伟是小说的一个隐秘线索，他似乎是主人公的“救赎者”的象征，或者是“法”的象征，但一次次的擦肩而过，最终证明的仍然是他的虚妄。题目“游戏法”也同样是一个反讽，“游戏”与“法”是一种悖论，对于不同类型的游戏者来说“法”的意义是根本不一样的，如果对沈阳这样的“零余者”来说“法”尚有某种精神自救的意味的话，而对广大的权力游戏者来说，“法”则是可有可无的，“法”本身甚至也成了一种“游戏”。从这个角度来说，小说最后，沈凤、沈水之断绝沈阳的财路，也实在不是什么“非法”之举。不过，比较而言，这种自我价值迷失以及爱情伦理丧失的主题在卫慧的《上海宝贝》、棉棉的《糖》、戴来的《我们都是有病的人》和王芫的《什么都有代价》、朱文的《什么是垃圾，什么是爱》等长篇小说中有着更为充分的表达。《上海宝贝》中的倪拗拗把“爱情”转化成了对马克“身体”的迷恋、《糖》里的主人公也把人生的价值寄托在酒吧、毒品和性上、《我们都是有病的人》中丁末和安天的爱情更是被拍成“网络电影”在网上传播，他们以不同的方式迷失了自我、《什么是垃圾，什么是爱》则直接把“垃圾”和“爱”划等号，主人公游荡在不同的女人之间，精神恍惚，六神无主，仿佛置身于生活之外，成了一个自我分裂的游魂。
需要指出的是，新生代长篇小说虽然呈现的是崩溃的世界图像，但是他们对世界和生活的处理却并不极端，这是其与80年代新潮小说和伪现代派小说在表现同类主题时的根本区别。新潮小说使“世界”成为一种极端的寓言借此传达哲学化的思索，伪现代派小说则以观念化、概念化的世界观传达一种“移植”而来的生存观念与生存情绪，而新生代长篇小说则把它的主题植根在生活的日常性、当下性和世俗性之中，他们追求的是对生活的溶入、体验与理解，而不是高高在上的超越、理念化的批判以及作秀式的否定姿态。从这个意义上说，新生代长篇小说所呈现的“生活”是一种真正“有我”的生活，世界虽在崩溃，但新生代作家并未逃离它，而是有着同流合污的快感以及对新生活的肯定，欲望、身体、财富、金钱、时尚、性……等等，在新生代长篇小说中都已不再是简单的否定性词汇，而是具有了合法性的内涵。应该说，这种同流合污的体验，确实是揭示我们生活其中的新世界图像的真相与本质的有效手段，它的认识论意义和美学意义同样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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