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8年第7期
《热铁皮屋顶上的猫》中布里克的精神创伤
作者：罗 乐
布里克这个人物不是单向度的。他的出场贯穿于戏剧的每一幕，他总是在场，又总像不在场，是种精神上的若即若离、神游四海。他那只言片语、答非所问的习惯让人怀疑他的语言交际能力是威廉斯所吝惜给予的，而他的神态状貌一如既往的总是“神志恍惚”、“愁眉苦脸”、“迷迷糊糊”……他一口咬定自己和已故的斯基普的友谊是纯洁的，拒不跟妻子同房，对谎言和欺骗有着刻骨的仇恨，这些性格很容易让人联想联翩。布里克在第二幕跟他父亲一席谈中经受了实质上的活体解剖，他坦言道：“当初我年纪还轻，还有信念的时候可不是这样。解酒浇愁的人是要忘掉自己年纪不轻，没有信念了。”这又让读者对他的颓唐放纵产生了新的质疑。
他的这种信念是什么呢？善良纯洁的童心，同斯基普的深厚友谊，与玛吉的爱情……这一切在全剧开场之前就已经被他所谓的“厌恶”击得粉碎，但不可否认它代表了布里克的内在人格定位（向上、理想、坦率），尽管这对于观众来说是未知的。布里克的出场通过我们的成见造成“一个精神颓丧，温文尔雅的悲剧性人物”形象，他面临的真正主题是生存的痛苦和人类尊严的沦丧，神经官能症大大深入并影响了他的处世原则，他完全陷入了超常的癔病状态。对他来说，“一切都是痛苦的——性爱、接触、交往、时代，事实的残酷，说谎的必要，天真的丧失，无不如此”②。事实是，他从一个“可靠的好人”沦为了社会的牺牲品和哀歌。这是作者故意为读者架设的心理悬念和某种先结构的欺骗。如不能深入分析，大多数人会陷入认为布里克秉性冷酷、多疑、自私的错觉之中。
他如何从一个“有信念”的年轻人转变为终日无所事事，浸没在纸醉金迷中的酒鬼的呢？第二幕布里克在父亲步步紧逼下说出了那番“荒唐的鬼话”：“斯基普打给我一个长途电话，在电话里他醉熏熏地向我坦白，我把电话挂断了！这是我们两个一生中最后一次交谈……”
事情的真相是玛吉一向都感受到布里克的冷落，因为她认为和布里克除了同房之外没什么更亲密的关系。于是她很自然的将这种貌合神离归咎于斯基普的插足，布里克和斯基普一口回绝送上门来的好差事而选择继续当橄榄球英雄让她愈加不满。她挑逗并诱引了傻气的斯基普，“往他脑子里灌输那个胡编的下流念头”，说他们两个人的情况简直就是同性之爱，并让斯基普阴差阳错的陷入了疑虑的泥潭。玛吉幻想用身体去验证斯基普不是同性恋者，这样她可以自豪地宣称她独自享有布里克。可怜的斯基普却是完全被动的，他稀里糊涂地竟跟玛吉睡了觉来证明同布里克的纯真友情，怎奈这种执着说明不了什么，他自己也开始信以为真了。玛吉再次展露了她冰冷的猫的面孔——废黜了斯基普同布里克的亲密关系，并残忍地告诉斯基普不能把这事说出来。“打那回以后，斯基普就成了个窝囊废”，他就此彻底垮了。不明就里的布里克斩断了绝望的斯基普的最后一根救命稻草，正如大阿爹所言：“你宁可替你朋友掘好坟墓，再把他一脚踢进坟里去，也不愿跟他一起面对真实情况！”
悔恨交加的布里克无法克制内心的负罪感，他只有借酒来排解对整个世界的厌恶心情。他羞于面对这样的真实情况，就像他只能用契约的形式维持同玛吉的这段有名无实的婚姻一样。他厌恶自己，欺骗自己，决心隐瞒自己的真情实感，对外物超然冷漠——他无法忍受这个虚伪的世界。
斯基普死在这上面了，布里克也濒临疯狂。尽管布里克抑或是潜在的威廉斯都力图回避同性恋爱的问题，但这似乎已是既成事实令读者不得不欣然接受。
戏剧中，同性恋爱是一种尚未被时代接受的性的倒错，而布里克有潜伏的同性恋爱癖。据此，大部分评论者均认为是布里克的个性特征和心理趋向导致了他同传统社会道德观念的背离，他道德上的不作为孕育了整个肉体的麻木、虚无。他作为剧中男主人公长期经受着罪恶和谎言的煎熬，但他无意于戴着伪善的面具生活，他了解真相，却又不屑于说出真相。更有甚者认为他显示了“我们从一个冒险的十九世纪社会、受清教注意约束的理想社会，进入一个日益解放、日益摆脱冒险和理想的爱好的二十世纪社会”。③
情况是这样吗？或许在布里克的同性倾向的内部，有另一股暗流在驱使着他的一举一动；也许是某种客观现实的处境造就了他的桀骜不驯的冷峻严酷，让他深深陷入情绪自闭症的癖好之中，同时又坚守着自我怜悯的阵地，一味沉湎于往事的回忆而无法再活下去……理查德·吉尔曼在谈到威廉斯时说：“威廉斯对于他的题材，忽而是哀歌作者，忽而是预言者，忽而是神话作者，忽而是牺牲品，忽而是祓魔师，忽而是安慰者——这些化身无一长久，也无一贯彻始终”。所以，对文学评论者来说，需要“到事件之外”去寻找“阿基米德的支点”。那对于布里克的精神创伤来说，其支点何在呢？换句话说，斯基普的存在是在哪种意义上如何成为布里克的信仰支柱的？
让我们回到第二幕大阿爹和大阿妈的谈话。在生日那天，大阿爹得到假造的化验报告说自己健康无恙，顿时感到自己和老婆多年来一直貌合神离，虚伪相处，自己一生原来生活在谎言和欺骗中；他不信大阿妈一直忠心耿耿地爱着自己。一场表面上美满幸福的婚姻，对于大阿妈来说却只是一个虚幻的承诺，她像囚徒一样异化为了大阿爹辉煌事业背后的陪衬。但她不是第一个，也不是最后一个——这也是布里克一生中面临的最大困境。我们有必要引入一个新的概念——“trauma”，它是指某种源于幼年的、心灵上的恐惧和创伤。某种意义上，布里克的痛苦和不幸就是那种创伤的无限放大，而大阿爹则是这伤害的始作俑者。
从种植园的监工到合伙人，再到奈尔盆地两万八千英亩土地的主人，大阿爹实现了自己的美国梦。他坚守着物质主义、拜金主义的信念——那种新兴资产阶级的贪婪，对个性自由的漠视和破坏都在他身上清晰可见。他从一文不名到腰缠万贯——富有得只能用金钱来度量对亲人的爱，却永远不会了解大阿妈想买到的所谓“千古流传”的东西。身在这样的家庭，布里克不愁吃穿，却忍受着无爱的关怀，人与人的关系荒谬得无法理解、无从跨越；他的活力、意志需要爱来推动，但他却唯独缺少。大阿爹自信可以为布里克提供无与伦比的物质生活享受，却没想到非人性的机械论世界观吞噬着后代的感觉世界，他们的精神有瓦解崩溃之虞。布里克对此有深刻的体会：“爹，您经常找我说：‘布里克，我要跟你谈谈。’可是这等到两个人谈了，就没一句摸得着边的。等于什么也没说。您坐在椅子里，天南地北的瞎扯一通，我看上去像在听着。我想办法装作像在听着，可是我没有听进去，听进去不多。人们之间要交交心——实在难极啦——不知怎的，您我之间，总是不……”这种交际的障碍不仅仅是代沟，更多的是扎根于大阿爹灵魂深处的铜臭味和不能调和的个性差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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