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8年第7期
信息１６则
作者：舒 坦等
●王安忆携手吕凉创作话剧《发廊童话》
继话剧《长恨歌》和《金锁记》之后，知名作家王安忆将第三度推出话剧作品《发廊童话》。该剧改编自托马斯·哈代的中篇小说《挤奶女的罗曼史》，是一个有着灰姑娘色彩的都市版现代童话。而该剧的导演则是上海观众熟悉的吕凉。今年8月奥运期间，《发廊童话》将首演于上海话剧艺术中心艺术剧院。制作人张婳婳表示，之所以选择这个档期，也表明了该剧将不走商业剧的路线，将踏踏实实搞一个具有艺术感的舞台作品。《发廊童话》基本都保留了哈代小说中的情节，但是故事背景和人物都做了完全中国化的处理，女主角挤奶女也化身为中国城郊底层充满纯真梦想的发廊女。全剧从发廊女和一位有钱客人偶然的邂逅开始，她改变了客人的命运，这位客人也答应报答她一次梦想成真的机会……命运就在神奇的兜兜转转中，从一个起点又回到了另一个相似的起点。据悉，《发廊童话》将以一种充满荒诞色彩的现代童话剧的形式呈现，舞美以及角色的服装和化妆都将会有出人意料的处理。（舒坦摘编）
作家声音
●谢有顺认为情感在诗歌就在
著名文艺评论家，本刊顾问谢有顺教授日前在《文汇读书周报》发表文章称，只要给诗歌机会，它会再一次勃兴，再一次唤醒民众心中那些柔软的情愫。比如这一次四川大地震，国殇时刻，全民心痛，情感难以自抑，此时，表达心声的最佳形式，非诗歌莫属。好的诗歌，正是一种灵魂的叙事，是饱满的情感获得了一种语言形式之后的自然流露，它需要有真切的体验，也要有和这种体验相契合的语言方式。也就是说，好的诗歌会让人摸到作者的心，看到作者这个人，感受到作者的体温，能够实现心与心的对话，灵魂与灵魂之间的交流。地震国殇期间，有一些广为流传的诗歌，之所以感动人，就在于它们都是写作者用心感受悲伤之后所发出的心声，没有伪饰，拒绝夸张，真正做到了有感而发。但地震灾害时期诞生的诗歌，就我有限的阅读而言，也普遍存在着一个问题，那就是感情真挚而语言粗糙，尤其是网络上涌现出来的与地震有关的诗歌，大多是心有所感，不吐不快，艺术上精致的其实并不多。但我们为何不会在这个时候去苛责那些艺术粗糙的诗作？就在于诗歌离不开它的写作语境。在个人的领地，诗歌可以是语言的结晶体，诗人可以在那里对一个词反复打磨，但面对一个紧迫的公共语境说话时，诗歌毫无疑问承担着一个伦理问题，这是它的使命，也是它的意义之所在。这次，如此多的人投入到诗歌的写作之中，它再一次向我们重申了诗歌和情感之间的永恒关系——情感在，诗歌就在。（舒坦摘编）
●王蒙称文学拯救的功能不应绝对化
《南方周末》6月5日刊登对作家王蒙的专访，王蒙在谈到文学在今天应该起何作用时说，我想文学拯救的功能在任何时候都是存在的，但是这种拯救的功能我并不把它想得过于绝对化。有些文学作品，比如说它表达那种强烈的愤怒和批评，更多是一种暴露或者谴责。这一类的作品恐怕起不了什么救赎的作用,但是它也算是戳穿这个社会上一些丑陋的洋相。所以在市场经济的条件下，文学所起的作用是多方面的，有的带有救赎的色彩，有的带有补充的色彩。比如说大家都耽于市场经济下的竞争，但是文学作品还能呼唤一点人的纯情和善良，或者是美的梦幻。文学作品有时让你回归到比较自然、比较纯朴的状态，甚至让你忘记一下公司啊、股票啊,就是说也起回归的作用。我们可以看到有一些抱着一种准弥赛亚精神所写的作品。弥赛亚，用中国话说就是救星。并没有得到真正的接受、传播和认同。前好几年我就在报纸上看到报道，四个最重要的、可以说是当红的中年作家去签名售书，结果受到冷落,然后这四个作家接受媒体访问时都大骂一顿，中国读者的水平太低。我想中国读者的水平不一定高，美国读者的水平也高不到哪里去，你看看美国的电视剧和好莱坞的电影就知道他们是什么水平。文学把自己提升到一个弥赛亚的位置，它和读者之间会形成一个很大的落差，这是一个悲哀。（舒坦摘编）
●李锐认为中国的白话文运动并没结束
在6月29日举行的第三届上海大学文学周上，王安忆、李锐、蒋韵、阎连科等作家在主题为“现实主义与中国经验”的文学周圆桌会议上展开激烈讨论，来自山西的作家李锐肯定了中国经验的存在，在李锐看来中国经验不是固化的过去。“中国经验是正在进行时。”李锐认为，中国经验的进行时与白话文运动的未完结是联系在一起的，经验问题归根到底是一个语言问题，“我不认为白话文运动仅仅是上世纪初十年的文化狂飙，这一运动其实是未完成时。”根据李锐的逻辑，中国作家如何使用现代汉语写作，这是一个依然没有解决的问题。除了语言问题，思考中国经验问题直接关系到作家的写作意义，“中国经验对世界普遍价值是否有贡献？否则就没有写作意义。”李锐说，“中国经验如果不能提供正面的普遍价值，那我们的写作就没有什么必要了，只是别人的复写者，读者直接阅读外国作家就可以了。”在李锐看来，作家通过叙述，中国经验其实就是在写作中确立中国的主体性，所以李锐坚持“用方块字深刻表达自己，这是我的写作底线”。（舒坦摘编）
●赵丽华抗议高考作文为诗歌设禁
诗人赵丽华一向特立独行，日前，她又成了“08年诗坛令人震惊的事件”的女主角。在中国诗歌高峰年会暨独立诗歌奖颁奖典礼中，赵丽华获得独立诗歌奖，然而当颁奖嘉宾诗人老巢正要把独立诗歌奖颁发给她时，赵丽华突然表示：“非常非常对不起今天会议的主办者、操办者及所有与会者，我拒绝领取这个奖项。并且，自此之后，我再也不会领取中国官方诗坛和民间诗坛所有奖项。对不起。谢谢大家!”据悉，赵丽华这次的举动主要源于她认为去年教育部已经发过文件，允许孩子们高考作文写诗歌和戏剧，想不到今年高考作文各地教委再次对现代诗歌设禁，令她非常不满，“中国诗歌的悲哀，莫过如此!”赵丽华说：“诗歌目前的落差很大程度是孩子们不考诗歌，所以他们没有精力，也没有引导去看诗歌、写诗歌。地震中，平时不写诗歌的人都拿起了笔，诗歌有了短暂的复兴。我们是诗歌的国度，人们都具有诗歌的情怀，这种情怀对于世道人心的影响也是很有意义的。我们将倡议和呼吁文化部、教育部对明年的高考作文要求进行改变。”（舒坦摘编）
海外文坛
●女作家阿特伍德获西班牙文学奖
西班牙阿斯图里亚斯王子奖基金会日前宣布，加拿大著名女作家玛格丽特·阿特伍德将被授予阿斯图里亚斯王子文学奖，以表彰其杰出的文学贡献，以及其维护女性尊严的作品。阿斯图里亚斯王子奖每年都会颁发科技、艺术、文学、体育和国际合作等8个领域的奖项，其中的阿斯图里亚斯王子文学奖被视为“西语世界的诺贝尔文学奖”。今年，阿特伍德击败了其他来自24个国家的32位提名者，获得了价值5万欧元的阿斯图里亚斯王子文学奖。授奖仪式将于今年10月举行，届时将由西班牙王子菲利普亲自为阿特伍德颁奖。阿特伍德不仅是诗人、小说家、文学批评家，还是一名女权主义者，她曾凭借小说《盲刺客》获得2000年的英国布克文学奖。（舒坦摘编）
●《恋空》冲击传统小说模式
引发数字出版产业革命、雄踞2007年度日本所有畅销书排行榜冠军宝座的超级手机爱情小说《恋空》，日前由上海译文出版社独家引进。6月24日，由著名翻译家竺家荣教授翻译完成的《恋空（上）》正式推出。作为一部引发巨大反响的手机小说，《恋空》对传统小说模式形成了冲击，同时也赢得了电影、唱片等相关产业的巨大盈利空间。日本出版界甚至出现了“手机小说在谋杀作家”的惊呼。在日本，眼下手机小说十分风行。日本移动运营商为10岁至20岁的青少年提供了在手机网络上发表小说的机会。与之前职业作家执笔手机小说不同，这种由用户自己写的小说，更能让读者感到贴近生活，也创建了一种由作家和读者互动共同完成一个故事的崭新的创作模式。《恋空》讲述了高中女生美嘉的恋爱故事，引起了读者巨大的共鸣。《恋空》在网站上的累计点击率达2672万人次，该书出版后一个月内售出100万本。根据小说改编的同名电影票房突破40亿日元。在《恋空》获得成功后，以传统出版模式为主的出版社和作家，也纷纷涉足这一新兴领域。虽然有媒体对手机小说的质量以及由此对日本整体文学素质的影响表示担忧，但随着更多的专业出版社（建立专门负责手机小说的部门）、知名作家投入到手机小说创作与生产中，手机小说的成长空间令人期待。（舒坦摘编）
●加拿大作家哈格获都柏林文学奖
加拿大作家拉维·哈格以小说处女作《德尼罗的游戏》6月12日获得了号称世界上给予单本图书奖金最高的IMPAC都柏林文学奖，奖金为10万欧元（约合人民币107万元）。今年44岁的哈格生于贝鲁特，在移民国外前度过了九年艰难的内战生活。《德尼罗的游戏》写的也是这段经历，讲两个黎巴嫩少年为挨过内战而走过的不同道路。都柏林文学奖由都柏林市议会、市政府和IMPAC公司共同主办，用以奖励世界任何国家和地区，以任何语言写成的文学精品，唯一条件是曾以英文（或英译）出版。今年的137部入围作品由45个国家的162家公共图书馆推荐。去年获得此奖的是挪威作家佩尔·彼得松（Per Petterson），获奖作品是以纳粹德国占领挪威时期为背景的小说《出门窃马》（Out Stealing Horses）。2003年，土耳其作家奥尔罕·帕穆克以《我的名字叫红》获得此奖后，开始扬名世界。（舒坦摘编）
●渡边淳一《紫阳花日记》在上海首发
日本著名作家渡边淳一的小说新作《紫阳花日记》由文汇出版社引进出版，6月24日首发式在上海文新报业大厦举行。去年底在日本出版的长篇小说《紫阳花日记》仍旧描写都市男女的情感故事，这是渡边淳一的强项。在日本，紫阳花的花语是花心、善变，这部小说与渡边淳一的代表作《失乐园》在主题上有相似之处，描写的是一对典型中产阶级夫妇微妙的家庭故事，包含夫妻冷战、感情出轨、互相偷窥等内容，心理描写十分细腻。渡边淳一介绍说，该小说改编电影的事宜目前正在策划，希望能在上海拍摄，因为他认为中国电影擅长细腻的人物感情刻画。渡边淳一似乎偏爱在小说中表现“不道德”之恋，且对有关男女主人公的行为表示宽容、理解。在首发式上，当记者请他对《紫阳花日记》中出轨的男主人公谈谈自己的“道德判断”时，渡边淳一没有直接回答，而是说：“写小说应从人的本性、真的一面入手，而不是只写表面。人的本性中有一些不好的东西，但很真实。”不过同时他也承认：“我作为男人，从小说中亦可看出我的感想。”（舒坦摘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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